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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第1页）

我也会迟早驯服地染上黄金时代的印记——

干吗不呢？我既无希望，也无信赖。

这使我的心像一块磨石，我的脸像一块燧石，

欺人受欺后死去：谁知道呢？我们只是尘埃。

——丁尼生《莫德》，1855

查尔斯终于步出弗里曼家族在伦敦的豪宅，从门口宽阔的台阶上走下来。

时值黄昏，煤气灯已点亮，天气清爽宜人。

淡淡的薄雾，街道对面的公园里春天的草木葱翠，散发出来的芳香与古老而熟悉的煤烟混杂在一起。

查尔斯吸入既刺激又芳香的伦敦空气，决定步行。

他把雇来供他使用的马车打发掉了。

他没有很明确的目的地走着，总的方向是走向圣詹姆士宫他所参加的那个俱乐部。

起初他顺着海德公园的栏杆走，这些厚重结实的栏杆仅仅在这一天的三个星期之后便被一群暴徒推倒了（刚才与他谈话的弗里曼先生看得惊恐万状），这一事件促使议会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法案。

随后他转弯进入公园路，那里交通拥挤不堪，令人不舒服。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交通堵塞状况和现在一样严重，噪音比现在还大得多，因为每一只马车轮子都有一个铁箍，从花岗石石板路面上碾过，那刺耳的声音着实叫人难受。

他凭自己的想象抄了一条捷径，结果闯到了梅费尔①的中心。

雾色渐浓，虽不致让一切景物模糊不清，但足以让他在路上见到的景物都略带梦幻色彩。

他仿佛成了一个外星来客，一个除了浅显的解释以外什么都不明白的“老实人②”

，一个突然被剥夺了鉴别讽刺意味的能力的人。

在他的心灵中失去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方面，无异于全身一丝不挂，这可能是对查尔斯当时的感觉的最好描写。

此时他真的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他去见欧内斯蒂娜的父亲，这件事本来是可以通过书信解决的。

如果他的小心谨慎现在看来是荒唐的，那么关于贫困问题、调整个人收入问题的谈论也是荒诞不经的。

在那个时代，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雾气逼人的夜晚，生活稍宽裕的人出门都坐马车，凡步行者必是穷人。

查尔斯在路上遇到的几乎全是卑微之辈：梅费尔大户人家的侍从、小职员、店员、乞丐、扫马路的（干这一行的人数颇众，因为当时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匹）、沿街叫卖的小贩、街头顽童和一两个妓女。

他知道，这些人一年只要有一百镑收入，就算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

他的收入相当于这一数目的二十五倍，刚才还被人家视为仅够勉强度日而受到怜悯。

查尔斯并不是早期的社会主义者。

他不因自己的经济地位优越而感到在道义上犯了滔天大罪，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其他方面远不能说是优越的。

在他身边到处都可以找到证据。

总的说来，过往的行人并不因为自己命运不佳而显出不快乐，唯有乞丐是例外，他们必须装出可怜相才能有所收获。

而他是真的不快乐，与大家格格不入，郁郁寡欢。

他觉得，等级制度要求绅士必须在自己周围构筑起大型防御设施，这就像许多古蜥蜴物种身上的大鳞片一样，最终导致了它们的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