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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达成意向（第1页）

第三个投资400万港币自然是要放在冷冰寒出生地和冷云翳任职的地方——苏祁了。

昌府地理位置独特，气候非常好，而苏祁紧靠安宁河和轿顶山，依山傍水，种植物日照时间长，产量高，质地好，在后世很受欢迎。

冷冰寒记得前世苏祁的大葱就非常有名，当地人不吃大葱，但销量好，当地许多农户都种植大葱，收获的季节路边放眼望去满是大葱，连空气中都充斥着大葱的味道。

冷冰寒计划第一步承包苏祁轿顶山作为园林和水果种植基地，主要种植易生长的各种苗木和当地比较好种植的石榴、杏子、苹果等果树。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说，轿顶山都算不得是一个园林和水果种植基地的最佳地方，冷冰寒此举不过是想要借此来推行当地的退耕还林工作。

现在国家和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退耕还林的重要性，一味追求短期效益，大肆砍伐林木，开荒种地，导致水土流失，自然环境恶化。

冷冰寒前世记忆中的轿顶山的泥石流，虽然是因为暴雨不停山洪突发所致，但究其根由，还是在于水土保持的问题，光秃秃的山，遇到暴雨，能不发生问题吗？

直到九十年代以后，国家这才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每年花费天文数字的资金来治理环境，推行退耕还林，但成效甚微，农村地区散养山羊的，刚出来几年的小树苗，一个冬天就能被吃的流干净，连个渣都不带剩下的。

而且农村现在都用土锅灶烧饭，这就需要用木材，每年上山砍柴的农民就会破坏掉很大一片山林。

农业部门，对待这种事情的态度就是要么有关系的无视，没关系的罚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归根结底，还是在怎么能让老百姓真的富起来，这才是解决森林被毁水土流失的本质问题。

冷冰寒的第二步计划，计划在安宁河沿岸承包400亩良田，种植大葱销往北方。

然后再修建一个食品加工厂，主要是收购当地的蔬菜、生猪、鸡鸭牛羊等，经过精加工后再销售到大城市或者出口。

当然，介于安宁河河堤的不容乐观，港商愿意出资代为修缮，费用从应当支付的租赁费用中扣减。

通过这样的举措，既能解决河堤的隐患，又能通过收购当地农作物，增加就业岗位，增加村民的收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在冷冰寒所有的投资计划中，这项投资见效是最慢的，以冷冰寒的先知先觉，随便去投资什么股票、期货或者是外汇，一年内要让这四百万翻两番都不是问题。

他之所以要进行这项投资，完全是因为苏祁是自己的家乡，自己富了也不能忘了父老乡亲呀，都说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冷冰寒不是救世主，也没有那种“敢叫日月换新天”

的气概和觉悟，他想要做的，只是让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让自己的家乡更加富饶，乡亲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何况，冷云翳现在还是苏祁区的区委书记，两个月后的七月，轿顶山的泥石流和安宁河的大水，都像一个钉子一般，深深扎在冷冰寒的心窝里。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冷冰寒准备在昌府设立香港飞远投资（川蜀）有限公司作为香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任命朱建军兼任公司总经理，陈雅欣为执行副总，全权处理昌府的投资各项事宜。

在翘首企盼，焦急等待之后，王培元他们终于盼来了期盼很久的好消息，经过一周的细致“考察”

，香港飞远投资有限公司的港商们在冷冰寒的“努力”

和细致论证和考虑之下，终于达成了在昌府投资三千万港币的初步意向，折合人民币三千三百多万。

消息传来，以王培元为首，自上而下所有的相关人员都禁不住欢呼雀跃，那感觉比大了一场胜仗还让人高兴、兴奋和自豪，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洋溢在所有人的身上。

王培元表面上表现得很沉静，还吩咐大家不要高兴地太早了，这个只是初步意向，还有许多的细节和最后的谈判工作要做。

不过等独自一人的时候，他还是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当晚向来不喝酒的他更是喝得酩酊烂醉。

意向达成了，只要不出什么岔子就是定局了。

而蜀都市经贸局的郑处长他们，则是带着颇多的郁闷和不解，怏怏而归，走的时候，连一个来送行的人都没有，孤寂而落魄。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铩羽而归，而且还是败在完全不在一个级别的一个偏僻的小地方。

他回去了，是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回去的，不多久就被上头用其他的理由打入了冷宫，提前终止了自己的仕途之路。

官场中就是这样的，搞定了，就是郑处长做事有魄力，一旦失败了，所有的过失就是他的原因，更何况，当时都是为了省里的招商引资工作，王培元上头的人不好介入，但并不妨碍他们秋后算账，尤其是落井下石，搞一个失败的处级干部，也是促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之一。

其实这些他都很清楚，不过是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大风大lang都走过了，居然会在昌府这条阴沟里翻船，要不说什么他也不会踏足进来，事到如今，后悔也莫及了。

达成了初步意向，冷冰寒的任务自然就完成了，接下来的细节，就需要双方坐下来具体洽谈沟通了，此次谈判的主体是以执行经理身份出现的朱建军和昌府市经贸局的刘文涛局长。

其实也没有多少要谈的，在刘局长来之前，王培元就给他下达了死命令，不论如何，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惜一切代价必须达成合作协议。

原本刘文涛以为这是一场不公平的谈判，也作好了签订“丧权辱国”

条约的心里准备，即使这样，他还是有些担心怕港方提出什么异常过分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