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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书出书，我们的扫盲事业已经从《夫妻识字》那种粉笔加黑板的苦难岁月，进化到“告别铅与火”

的电子排版时代了。

怪不得春节晚会上宋丹丹大婶激动地表示，要学习倪萍的《日子》，写它一本《月子》。

这时导演给了赵忠祥和倪萍一个特写，看他们笑得多甜蜜，让人禁不住想唱：“黑咕隆咚天上，出呀么出星星。

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

可是，偏偏有好事者吹毛求疵，愣给《岁月随想》一书罗织了一大堆语法和印刷错误（详见《北京青年报》1999年4月16日第9版以及其他报刊其他版）。

按照这些好事者的逻辑，凡国家正式出版物，尤其是印数达到一定规模，足可给出版者和作者带来可观的经济利润的出版物，就必须表达清楚，没有语病，否则就属于假冒伪劣，坑害读者，可以到“消协”

去揭发控诉。

这种逻辑应该说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打成极左思潮，说你是破坏民主，反对自由，干扰市场经济。

特别是，咱赵忠祥大叔是“全国第一脸”

，把这张脸打肿了，全国人民都得跟着一齐充胖子。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赵大叔的大书写得还应该算是不丢人的，完全能够代表中央电视台的整体文化素质。

我们不应该用学术著作的标准或者文学创作的标准去横挑鼻子竖挑眼。

退一步说，学术著作和文学创作的文字质量又如何？内部人都清楚，那也是读着读着就要吃个沙子吞个小虫的。

许多大书都以勘误表做陪嫁，结果勘误表还需要“再勘误”

。

我的一位朋友的博士论文，书中所有的“情感”

一词全部印成了“性感”

，什么“文学的审美性感”

、“军民的鱼水性感”

以及“居委会大妈的纯朴性感”

一大堆，这能怪博士的语文水平差么？我以为责任主要在出版社。

出版社的所谓“责编”

，在我看来有许多属于“贼编”

。

他们很少有校对三遍以上的，最恶劣的一遍也不校，还经常把书稿的校对推给作者，不懂得作者自己是最不适宜做校对者的起码道理。

校勘学上把校对比做仇人相对，校对者不但要具备鸡蛋里挑骨头的狭隘心胸，甚至要怀着搞一把文字狱的阴暗心理，才能把好质量关。

自己的文章自己校，当然怎么看怎么水灵，这也就难怪赵大叔拍案而起，宣布《岁月随想》洁白无瑕了。

我也想帮赵大叔说一句：“就算俺的书里有点小麻子大疤瘌，你们想咋的！

出水才看两腿泥哩！”

事实告诉我们，语文水平下降，出版质量下降，是当前全社会的普遍问题。

在一个连工具书都敢胡编乱造，连二十四史都敢随便雇几个大学生胡乱翻译的时代，咱们好意思单单欺负赵大叔这么个实在人么？如果说书籍一定要错误率小于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才准出版的话，那现在的出版社可以全部查封，出版物可以全部烧毁。

党中央的宣传部门三令五申要注重社会效益，但下面的出版部门就是惟利是图，只顾利用名人赚钱，而不替名人把好祸从口出的大门，结果是流毒甚广，不把读者坑害得火冒三丈不罢休。

中国的大部分读者，是比赵大叔的文化水平还要低许多的，他们以为一个人天天上电视，年年闹晚会，比中央领导还要出风头，那肯定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金口玉牙，说啥是啥的。

不但赵大叔书中的人生道理他们会牢记，以后见到动物时，他们也会模仿《动物世界》的语调憋着伤风的鼻子说：“春回大地，小袋熊发情的季节又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