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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走笔至此，我不禁要提醒读者，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有过不同程度的*和选举，比如泰国和巴基斯坦。

但是，如果国民没有尊重程序的习惯，只凭对结果的好恶决定自己的行为，有了*也会丢掉。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私下里也在议论：*社会的交易成本实在太大，还是中国这种模式有效率。

当你想拆迁谁的房子就拆迁谁的房子时，交易成本当然小了。

但是，这种短期的便捷，只会带来长期的危机。

这其实也是保护茅于轼的社会病理。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中国经济起飞是他们理论的成功。

他们有大放厥辞的权利，他们有功劳和道德资格来信口开河。

茅于轼的“就是要为富人说话”

，也体现了这样的心态。

他们甚至认为，有些人的钱来得黑一点，也应该既往不咎，不黑就没有改革。

所以我总结说，中国的经济成就，已经使主流经济学家从当年少数敢说话、挑战权力的人沦落成了既得利益集团。

《南都》在这件事情上，也有类似的心态。

他们觉得他们是中国媒体的领袖，媒体的进步是他们的成就，于是自己就有了当言论警察的资格。

从笑蜀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出，他基本回避了人们批判茅于轼“保护富人论”

的具体观点，不敢正视这种理论的荒谬。

他无法面对我提出的基本事实：中国是亚洲贫富分化最大的国家，和尼泊尔并列。

中国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厉害的三十几个国家之一。

所有发达国家，贫富分化都不如中国严重。

比中国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都是一色的非州和拉美的穷国。

茅于轼们怎么能证明贫富分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过程？不仅如此，中国的贫富分化正愈演愈烈，直追几个非洲最黑的穷国。

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社会还没有“仇富”

的情绪，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正义。

笑蜀放着这些不谈，满篇在谈茅于轼是好人、批评别人攻击茅于轼不能没有界限等等，转移问题。

这除了说明自己丧失了基本的道理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最后再说几句多余的话。

《南都》此次破坏言论自由，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其恼怒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我们彼此冲突归冲突，辩论归辩论，最好保持彼此的基本尊重。

如果做不到也没有关系，至少不要失态。

笑蜀此次说我对茅于轼的攻击，属于被“名利驱动”

。

类似的看法有关编辑也表达过。

其实，这些人都在媒体圈内，应该知道这个基本常识：一个受“名利驱动”

的人，不会和《南都》为一篇稿件而断绝关系。

我这篇文章，也只能发表在网上，不可能有纸媒那么多的读者，新浪这样的主流网络媒体，也几乎肯定不会将之推荐到首页。

花一天功夫写这些文字，是想帮助《南都》和笑蜀们反省：你们究竟错在哪里？主流经济学家们已经失去了信誉。

我希望中国的媒体不要步他们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