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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而且是中央级的新闻报道。

这份杂志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办的，规格也确实很高。

但我并不高兴，因为没有我的名字，才两句话不到20字，这能算文章吗？所以我至今也没有把它当回事。

虽然文章不像文章，但作为一个团级单位能够在总部的刊物上露露脸也确实不容易。

那时每个部队对新闻报道工作都抓得很紧，团以上单位都有硬指标，评比奖罚细则很到位。

比如，电台广播稿播音员念一次就完了，很难查证。

所以所有发表的稿件要以邮局寄来的稿费汇款单为凭证。

我至今还保留着许多这样1元2元的稿费凭证。

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在《解放军报》上发一篇稿，就可以立三等功，战士可以直接提拔为干部，所以大家写稿投稿的热情非常高。

当时的军队也和地方一样，百废待兴，各项工作很有生气，领导们既想通过新闻报道反映自己的工作，也想通过新闻报道鼓舞士气，激励工作。

据说有位师政委，发动全师官兵写稿，装了几麻袋文章，还装了几卡车的大米、食用油和土特产，派宣传科科长送到报社，让记者编辑老总感动了好几年，这个师的新闻报道工作自然很出色。

这样的环境，为各路秀才们创造了施展才华的各种平台和晋升机会。

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在部队发展要耍好“两杆子”

，一是“枪杆子”

，一是“笔杆子”

。

这样，我那篇没有名字的新闻稿，不仅为团里争了光，多了一篇中央级稿件，当年全团新闻报道排在全师第一；师里多了一篇中央级稿件，当年全师新闻报道排在全军第一，为此，师团都给我发了新闻报道一等奖，大家心照不宣，我也装傻半推半就。

写《拔“钉子”

》这篇文章时，我已调到师司令部作训科任参谋了。

这篇文章是与科里另一位参谋章新文合作的。

那时，章新文是科里的内勤，安徽人，很内秀，有文字功底，语法词汇、谋篇布局已很有研究，如对“的”

和“地”

的用法，他就有很精辟的说法：“的”

的后面一般是跟名词，“地”

的后面一般是跟动词。

而这些却是我的弱项，我的强项是想法多、观点多。

科长陈光运是个湖北人，他的学术能力在全军已小有名气了。

陈光运对全科的学术研究工作抓得很紧很细，经常把我们召到一起传授写作和研究的技巧，还给我们讲解错字别字。

他把我与章新文撮合一起搞研究写文章可谓用心良苦，那时叫互补，现在叫双赢。

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邓时发，是陈光运的老乡，他们的关系不一般，文章经陈光运润色推荐很顺利地发表了，“庖丁解牛”

这个成语就是他给我们加上去的。

后来，我还专程到南京军区陆军学校求教过邓时发，这是一位很好的编辑，编发过我12篇学术文章。

1985年军队百万大裁军时，南京军区与福州军区合并，保留南京军区名称，而南京军区陆军学校并入福州军区的南昌陆军学校，这份学术刊物也停办了，邓时发选择了转业，他回武汉联系工作时给我打过电话，当时我已调成都军区工作，也没有能力为他尽一份力，至今感到很愦憾，一晃20年了，再也没有联系过。

另一个要感谢的人是华士咏，他是我们2师出去的，曾在人民前线报社总编办公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