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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宿舍紧邻工业区的中心大道，而李大和睡的床铺正好在窗户跟前，人一躺下去，好比枕在马路芯上。

哪怕是躺在床上，光听外面的人声，就可以辨别出是哪个厂下班了，哪个厂上班了。

不加班的夜晚，他都睡得很早，刚来的时候，因为外面的嘈杂，他整夜整夜地睡不入觉，在他的小山村里，夜晚就是结实的炭黑，没有声音。

现在好了，李大和不仅可以在任何分贝级数的嘈杂中安然入梦，甚至已经锻炼出特殊的听力来——听到一声女孩子的尖叫，就知道是哪个厂的。

比如星光公司就有个女孩子习惯在冲出厂门那一刻发出尖叫，有时候是跟同伴嬉闹，好像是被挠了胳肢窝，有时候是被谁踩到脚了，夸张地表达痛苦，有时候是被背后的男孩子吃了豆腐，发出假装抗议的愉悦。

男孩子的声音就更好辨认了，比如黄渡厂的那帮泼皮仔，最喜欢吹口哨，他们吹的不是娱乐的口哨，而是下流的口哨，他们对着马路上的女孩子吹，不是一个人吹，而是走在一堆的人一起吹，参差不齐的哨声，毕竟这种望梅止渴的*太缺乏底气，像一阵风一样，凄厉地刮过工业区的上空，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听到一阵整齐划一的皮鞋打击地面的声音，李大和就断定，美加达那帮台湾人下班了，这些服过兵役的男人，跨着训练有素的步子从工厂出来，他们不急不慢，不像那些工人，要冲回宿舍抢占地形冲凉洗衣，他们统一走向工业区大门外的大排档，他们要去宵夜喝酒，喝完酒他们可能还要去*洗头按摩，然后回到他们居住的别墅区。

李大和特别在乎对台湾人的印象，他觉得有点儿神秘。

那家台资公司的职级设置是有限制的，大陆员工最多升至主管一级，再往上就是台籍干部了，哪怕他是台湾南部一个农民，来到大陆，最少也可以混个副理，“副理”

是台资厂的专用职务，李大和很长时间都没搞清楚，副理是副总经理还是副助理什么的。

他们住老板专门租下的好房子，吃专门的食堂，上下班工人走楼梯他们搭乘专用电梯。

他们的存在，似乎就是要与大陆员工划清界限。

这一点香港人要好多了，尽管这些清一色凸着啤酒肚而喜欢穿牛仔裤的家伙让李大和看起来有些不顺眼，可他们不闹特殊，通常还能够跟大陆员工走一路，称兄道弟的。

他们厂是港资的，老板带了一批香港人做管理，这些人除了吃窝边草，似乎也没有太多恶习。

整体上来说，台籍干部外表斯文，有教养，但是太假，刻意制造高人一等的模样。

香港人则不拘小节，短装短裤上阵，油污的牛仔裤，把皮鞋鞋帮踩塌着穿，有口袋不用，非把万宝路香烟塞在肩膀处的衣坎下，凸起一个囊，跟大陆员工之间几乎没有刻意的沟壑。

这就是李大和跟何在江总结出的工业区等级印象。

而现在，何在江把这封信托付给李大和，李大和要顺利转交给肖向利，也要逾越这种等级关系——在大陆员工之间，等级也是存在的，写字楼的跟车间的、管理阶层与普工阶层，也存在等级差别。

肖向利是文员，她们的住宿、吃饭，也稍稍跟车间工人差别开来。

工资待遇就不用提了，生活福利上，车间普工吃大锅饭菜，缺油少水，住十六个人的宿舍，肖向利他们吃的是小食堂，坐围台，四菜一汤，住的是带热水器的四人宿舍。

如何把信交到肖向利手里，李大和想了很多种方案，最后都一一推翻。

他想过，是不是在下班的时候堵在门口，亲手将信交给她，或者直接杀上写字楼，把信压到她的台面？忽而他又觉得这样太冒昧，太唐突。

他毕竟知道了信里的敏感内容，极有可能引起人家怀疑、反感的，搞不好让人误以为有其他什么目的。

何况，他们从来没有任何交道可言。

最后，李大和决定把信放到门卫室，神不知鬼不觉，让肖向利自己取走。

当他拿着信来到门卫室时，又打消了念头。

这里面装着的是钱，安全吗？加上不是邮局送来的，只写着“勿拆，请转肖向利小姐”

，分明是内部信件，由一个包装工送来，人家不起疑心才怪。

门卫室那帮人也都不是什么好鸟，如果他们像自己一样，动了好奇心，也把信偷偷拆开看看，那问题就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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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时候，有个老师的口头禅是：世界上诸事原本简洁，而是被人的头脑弄复杂了。

现在，李大和就是这样，把事情越想越复杂，以致无计可施。

正当这个时候，清洁工阿姨提着拖把水桶走来了，她要在上下班的间隙进入写字楼搞卫生。

李大和心里一亮，走上前去，把信交给她，满脸堆笑拜托她放到肖向利的台面。

阿姨接过信，丢给他一句玩笑：“情书啊？”

信交出去了，李大和开始了一个联想：肖向利看到信，是被感动呢还是愤怒？感动是人之常情，而愤怒也有她的道理，是啊，你何在江既然如此高尚，怎么当时不把钱留下再走呢？

在李大和想来，肖向利为此感动的可能远远大于愤怒，你要想想，哪怕是何在江是在你裙子底下捡来的钱，他也完全可以不还给你，何况是你数错了，等于名正言顺地把钱送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