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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辛亥革命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各地制定地方性宪法文件，即各省约法。

这些约法多根据孙中山的三*义精神，结合西方分权原则，同时也考虑各地不同特点。

后来各省派代表组织临时政府，制定《*临时约法》，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提出了“主权在民”

，从根底上否定了主权在君的帝王帝制。

因为，革命者要带给中国的不仅仅是一场器物之变，也不仅仅是一次表面上的制度革新，而是更在于要重新塑造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这才是所有改革、改良、新政乃至革命的最高境界，而这种被称为“软实力”

的价值再造，才真正堪称伟大的革命，也才能从根本上将中国引向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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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路径的再认识（1）

改良人士在戊戌变法惨败后的十多年里，不断地提议与进言，上呈要求立宪的请愿书，实因他们仍对专制政权寄予希望，抱有幻想。

其实要改早就改了，不改的永远不会改变。

回味一下法国大作家雨果的忠告吧：“寄托有时便是断送。”

清政府公开露出了它的嗜血狂魔面目的时候，相当数量的人士却仍在宣扬改良合作，他们仅仅是糊涂吗？客观上是在为虎作伥，是在帮清廷掠杀百姓。

光绪帝和慈禧属于血亲关系，她尚且对他置之于死地，康有为指望一个靠暴力、谎言、宣淫成性的嗜血人格改弦更张，放弃专权*，实施宪政，那无异于向寿衣铺订购婚纱，纯属异想天开。

康有为的种种作为，可谓温和、体贴而又“理性”

，可惜慈禧集团并不领情。

慈禧一直要康、梁的人头。

1904年6月21日，清政府下诏通告全国：本年十月初十日，将是慈禧太后七旬寿辰，“从前获罪人员，除谋逆立会之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犯，实属罪大恶极、无可赦免外，其余戊戌案内各员，均着免其既往，予以自新……”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这也可以说是对立宪派的一个决绝的表态。

自由、*、宪政，它们的价值，没有疑义，但自由、*绝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需花很大的力气去争取。

争取过程中会有牺牲，但绝对不能犹豫，否则自由、*就会远离。

同西方世界近代以降那些堪称伟大的革命家，如英国辉格党人、美国开国先贤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相比，康有为的作为就显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是依靠冥顽分子来实现*宪政呢，还是解体清廷让*宪政早日分娩？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康有为的思路，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他并不缺乏政策意识，他缺乏的仅仅是正确、可行的政策意识。

不客气地说，改良派的启蒙知识分子及其左右，所从事的宪政运动最缺乏的就是敌情意识。

致命之处就是把冥顽极权分子当成威权政体，甚至仅仅当成是存在一大堆有待改进的社会问题的正常国家。

如此一来，他们首先就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国家的公民。

在充当反对派时，其潜意识中预先承认了*及其法统的合法性，自己也成了带有怨妇色彩的所谓建设性反对派。

殊不知，*者只有敌人，而无所谓合法存在的反对派。

戊戌变法被政变打掉，六君子遇难。

1899年9月29日，清政府下诏停止天津阅兵。

随即，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均得赏银。

他们都是杀灭政改的有功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