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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在武汉的各机关分批撤离，而其宣传部也要一部撤离，一部留守。

形势的如此发展，使他对前途“悲观之至”

，168因而更促使他急于与日本谈判“和平”

。

5月20日，周佛海收到高宗武的来信后，即于22日复信高宗武，“谈大局前途”

。

虽然，我们无法得知他在信中对“大局前途”

是如何估计的，但除了“悲观”

“失败”

之外，是不会有何种信心表示的。

高宗武接周信后，于5月30日中午飞抵汉口，立即往见周佛海。

下午1时半，周佛海偕高宗武到其宣传部，“谈中日关系前途两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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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此次到汉口，只停留了短短的几天，对他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到武汉了。

他于5月30日中午到武汉，6月6日上午便“奉命”

飞往香港。

在这短短的几天中，周佛海几乎是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日外交，决定办法。

他们是如何商讨的？又作了何种决定？周佛海在日记中没有留下记录，也没有留下其他文字，因而难于确切说明。

但是，我们从日记的字里行间，以及他们的活动中，仍可窥其一二。

6月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晚，武来见，云奉命明日飞港。

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

170这段日记说明高宗武飞往香港，负有特殊使命，而且这个使命并非周佛海所授予；同时，这个“命令”

非同一般，因为如果实现，决定了今后他们“再会何处”

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另有所图。

高宗武抵香港，并执行所负使命之后，梅思平则于6月23日由香港飞抵汉口。

当即，周佛海便请陶希圣来寓，一起“商中日外交问题”

，并谈“中日外交趋势”

。

24日，又一次商谈。

25日，梅思平往见汪精卫，回来后，与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

。

1717月1日，梅思平离汉口飞往香港。

周佛海前往送行，临别时感慨万分，再次表示：“此别不知后会何时何地，珍重而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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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拥蒋到反蒋（2）

上述记载已明白说明，高宗武已经赴日，其任务是进行中日外交谈判。

事实也确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