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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00余万人的民主生活，成为民主化潮流中的独特景致。

七山一水两分田

俯瞰自然地理风貌，窥探民主发育的条件，并非我独创。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第一章，就把美利坚的山脉河川和美国的民主勾连在一起。

黄仁宇先生在议论中国大历史成因的时候，也同样考虑到海洋和内陆的地理要素。

大师们的思维视角，对我追访浙江民主源头的启发，无需讳言。

但我对这一方法的引用，绝非食古不化的生搬硬套。

我坚信，浙江的民主源自哈耶克所谓的“扩展的秩序”

，而这一秩序之所以生成的秘密，全在于“七山一水两分田”

的自然地理条件。

我们说，10000亿左右的GDP催生了浙江的民主，那么，谁是这么庞大的GDP的创造者？浙江人回答，是居功至伟的32万余家私营企业700余万私营企业从业者，他们创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GDP。

再问，私营企业主阶层为什么成为浙江经济的擎天柱？于是，我们的答案，开始溯及浙江的自然地理。

1980年代，我在地理课上描绘中国简图时，总不忘在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画一个海螺，再在她的背部勾一条曲折的细线。

东海岸边的这只海螺，就是10万平方公里多一点的浙江，那条细线，就是无数文人歌咏过的钱塘江。

钱塘江之于浙江，不仅给她注入水的灵性，还以江流曲折的特点，赋予她“浙江”

的名号。

凤阳和尚朱元璋在南京披上龙袍之后，浙江始作为省名，闪现在中国的史书上，迄今未变。

遗憾的是，女人般婉约婀娜的省名，未能掩盖粗鄙的山地和丘陵盘踞大半壁江山的残酷现实。

的山地丘陵，的平原盆地，的河流和湖泊，就是“七山一水两分田”

的由来。

水少，田少，在农耕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件浪漫的事。

雁荡山的鬼斧神工，可以申报21世纪的世界自然遗产，可以成为文人抒怀的载体，却不能给男耕女织的农人平添一丝丝幸福指数。

当下，在1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的浙江，万公顷的耕地上，滋养着4600余万的人口。

［1］人多地少的矛盾，并非2003年才开始呈现的残酷现实。

早在清朝咸丰九年，浙江的人口便有3040万。

［2］数百年以来，土地始终是浙江农民的命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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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2）

直到我们创设的讨论浙江民主的时间起点，1978年，土地和浙江人的紧张关系依然没有丝毫改变。

是年，浙江人均耕地亩，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六分之一。

在经济最具活力的温州、台州，人均耕地面积耕地更为稀少。

当年，温州人均耕地亩，而永嘉的桥头镇，只有亩。

［3］

这就是浙江人偶然间成为“东方犹太人”

的自然地理条件，人多地少的矛盾，圈定了浙江人必须走出浙江，在流动中寻觅活路的生命路线图。

2005年春天仙逝的费孝通先生说过，以农为生的人，时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