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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早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就降旨：待自己入葬之后，在为其建造功德碑时，要仿照新修的明代长陵碑亭式样，发券成造，其规模大小，不可超过景陵制度。

但是乾隆崩后，嘉庆六年破土动工的裕陵大碑楼，却违背他的遗愿而完全仿照康熙帝景陵大碑楼的规制建造了。

这一点是乾隆生前没有想到的。

尽管嘉庆在碑楼的建造上违背了乾隆的意愿，但从他亲手为其父御制、乾隆第十一子、清代著名书法家成亲王永（乾隆皇帝第十一子）书写的洋洋洒洒4300余字的碑文中，却对乾隆大加颂扬，称他“兼尧舜禹汤文武孔子之勋德，帝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

同时还称他“四德无违，十全有，文谟武烈，丕显丕承”

。

此时的乾隆已被吹捧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历史完人。

要把乾隆说成是历史完人，当然是嘉庆等人的一厢情愿和不切实际的粉饰。

不过，就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大清王朝在乾隆实际统治的六十三年（乾隆元年—嘉庆三年）中，不论是文治还是武功，均取得了非凡成就。

就乾隆本人而言，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确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对大小金川用兵开始，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第二次用兵廓尔喀时为止的40余年间，他曾大规模用兵十次。

当廓尔喀之乱被平定后，乾隆志得意满，亲书“御制十全记”

，大肆吹嘘其盖世武功，并将“十全记”

的石刻置于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前，与康熙平定西藏的碑文并立，企图与康熙大帝并驾齐驱。

在后世看来，乾隆无论怎样地自喻为“十全老人”

和“古稀天子”

，但就他一生创立的基业而言，无论是扩疆拓土，平定内乱，还是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仍然无法与康熙大帝相匹敌。

尤其让后人耿耿于怀和颇有微词的是，由于这位风流天子的追蜂引蝶，游玩取乐，滋长了大小臣僚的好大喜功，奢侈浪费、贪污腐败的风气，为贪官污吏创造了借口和培植了繁衍生存的土壤。

整个乾隆朝，从皇帝到臣僚再到大小官吏，就是在这样一种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放纵、贪欲和一次次的折腾中，使大清的元气受到极大的消耗，帝国航船受到重创，使好不容易出现的“康乾盛世”

，迅速衰落下去。

道光再迁清西陵（1）

自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嘉庆的昌陵便按照乾隆的旨意，在易县清西陵区动工兴建，至嘉庆八年（1803年）竣工完成。

整个陵寝建筑耗银达几百万两。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驾崩于热河（今承德）行宫，终年61岁。

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二十三日葬于清西陵昌陵地宫，与他同葬的仅有一人，那便是道光皇帝的生母、被封为孝淑睿皇后的喜塔腊氏。

嘉庆帝驾崩后，由他的第二子，时年39岁的宁继位，年号道光。

道光登基之后，在选择陵址的问题上，对当年乾隆所作“兆葬规制，迭分东西”

的谕旨，还是颇为看重的。

既然祖父乾隆葬于东陵，父皇嘉庆葬于西陵，那自己就该葬于东陵。

于是，他在登基不久的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二日匆忙降旨：“国家定制，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

嘉庆元年奉皇祖高宗纯皇帝敕谕，嗣后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

今朕诏登大宝，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绕斗峪，（后改为宝华峪）建立吉地。”

谕旨降下后，道光派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尚书英和、侍郎阿克当阿全权负责办理陵寝工程，并定于当年十月十八日破土动工。

庄亲王等人接旨后，集中一切精力兴建陵寝，经过七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道光七年（1827年）九月宣告竣工。

为了表示重视，道光在竣工之日亲临东陵宝华峪祭奠，并将先前薨逝的孝穆皇后的梓宫安奉于地宫之中。

当道光看到陵寝规制完备，建筑坚固，艺术精湛之时，心中甚喜，并欣然传谕：免原工程大臣庄亲王绵课应缴前借俸银四万两，大学士戴均元晋加太子太师衔，其子即以户部员外郎升郎中，归还热河都统英和一品顶戴及花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