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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被撕得四分五裂”

。

　马戛尔尼指出，中国拒绝英国的要求是没有用的，因为“遏制人类知识前进的步伐是徒劳的”

。

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另一个时代即将来临的看法，不仅表现在马戛尔尼的过于自信中，也表现在清朝皇帝对英国新制造技术的无知中。

同时，文明的碰撞在外交礼仪争端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国要求马戛尔尼拜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但后者却一再坚持只行脱帽礼和吻手礼，并表示如果中国官员也向乔治三世行同样的礼节，他就愿意给清朝皇帝叩头。

对于中国来说，这显然是无稽之谈：皇帝是“天下”

的统治者，根本不可能与一个遥远的藩王平起平坐。

甚至围绕着英国带来的物品也产生了许多争论：根据有1　500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外国只能作为朝贡国进贡，中国人认为马戛尔尼只不过是向朝廷进贡的使者，但后者却再三坚持自己应该拥有与清朝地位平等的外交使节身份，两方各不相让，就这样，处于两个时代的两种文明在未能相互理解的情况下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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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动荡的历史与翻天覆地的变化（2）

贸易使团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马戛尔尼关于中国命运的预测也许是中国人无法想象的，但是当时实力不断增强而且富有侵略动机的英国显然已发出了某些暗示。

马戛尔尼出使北京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从印度贩卖鸦片到中国，这个行当很快就被证明一本万利。

1829年，中国明令禁止鸦片，英国对此大为恼火。

随着两国关系渐趋恶化，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凭借大炮让中国的南方城市屈服。

在《南京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岛，而且还首次开放了5个通商口岸并支付大量赔款。

中国　“屈辱的世纪”

从此开始。

如果说日本是19世纪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唯一东方国家，那么中国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即便1800年时它仍与日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但后来却没有踏上工业化的道路。

结果，19世纪的中国被当时的欧洲和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随后又被日本超越。

1800年以后——特别是19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经济日渐衰弱、几近崩溃，整个国家承受着分裂、失败和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屈辱，主权大量沦丧。

1949年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转折，特别是1978年后更是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动力来自历史而非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尽管当时没有出现这样的迹象，但现代性的过程肯定不是简单的“屈辱的世纪”

就能解释的。

不过，这一时期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

跟日本一样，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与西方所走的道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

辉煌的世纪

耶稣诞生前数年，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现代的雏形：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的胜利，标志着战国时期的结束和秦朝的开始。

截至公元前206年，秦朝的边界广阔无垠，我们所认为的当今中国心脏地带的大部分地区都包括在内，其中还包括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之间人口密集的区域，向南延伸至越南南部，向北扩展到长城以北。

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现代中国诞生于公元前221年。

秦朝的衰亡之后，汉朝的边界继续迅速扩展，并于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实现了领土扩张的最高峰，东北至朝鲜半岛，南至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以及越南北部。

在后来的1　000年里，中国的领土范围向北、东北和西北，向南和西南，均有所扩展。

中国稳步获取的庞大规模，与其大陆地块的自然边界有关，北至西伯利亚大草原，其海岸线至南部和东部地区，丘陵地区延伸至东南部。

大规模的内部迁徙、交通设施的不断完善和长达几个世纪的国家统一（或大体上统一）状态，有助于大量分散的人口创建一种相对同质的文化。

秦朝——虽然其寿命可能算不上长久，但是它建造了6　400多公里的交通要道，这是可以与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一大丰功伟绩。

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种成熟的治国方略，深深扎根于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对2　000年来的中国政治和道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书同文、车同辙、度量衡、货币都实现了统一。

中国的独特习俗——知天命尽人事的思想、依靠恪守孝道形成的家庭结构、使用共同符号和象征的语言、基于崇拜先祖观念的宗教，在这个时代都已经确立起来了。

在第一个千年里，中国基本上拥有——考虑到它实际上已经融合了多民族的事实——一种了不起的文化同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