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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衙门中虽仍有奕劻、李鸿章、荣禄、张荫桓等人，但在许多方面仍须向“翁师傅”

让步。

翁的地位再度大升。

光绪二十四年二月，恭亲王以军机处缺人，经慈禧太后批准，召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寿恒入军机处“学习行走”

。

然廖寿恒秉性肫诚，持躬端谨，无大作为。

由此，在慈禧太后及朝廷中一班老臣的眼中，恭亲王奕訢一旦去世，朝中将无人可遏制翁的权势。

需要说明的是，他们如此思考的出发点是自身权力与地位的稳固，而不是政治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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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情况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1898年4月19日），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折”

。

光绪帝收到该折后，未签署意见，当日将之上呈慈禧太后。

徐桐的建议让慈禧太后足足考虑了三天，至闰三月初三日（4月23日），清廷发出电旨：

“奉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

湖广总督著谭继洵兼署。”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意味着张之洞很可能入京辅政。

而徐桐的这一奏折，是由张之洞的亲信内阁候补侍读杨锐与其友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商议起草的。

杨锐、刘光第的密谋杨锐的门人黄尚毅在《杨叔峤先生事略》中称，袁世凯的幕僚徐世昌致信杨锐，称日本下野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而李鸿章坐困，“欲求抵御之策，非得南皮入政府不可”

，杨锐遂与乔树枏“说大学士徐桐，并代作疏荐张，得旨陛见。”

黄尚毅的这一说法，背景并不准确，第三次伊藤博文内阁的时间是1898年1月12日至6月30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而其倒台而后来华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是后来的事情。

但黄的说法也有很大的提示意义。

由此可看当时的国际形势。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藉故占领胶州湾（青岛）之后，俄、法、英、日本先后提出了各自的要求，清朝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士大夫不再像甲午时力主战议，而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了担心，其中的一些人，感到中枢无力。

杨锐与刘光第正是在此背景下密谋对策的。

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897年11月27日），刘光第在私信中道出了此中的内情，称言：

“事到于今，然后我军机大臣、总理大臣等，始皆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坐待分裂而已。

前月刑部主事吴某（荫生，提督吴长庆之子，号燕甫）递一条呈，乞堂官代奏，不过谏止办庆典之事，而各堂官变色伸舌，以为语有违碍，断不敢代奏。

吴君遂具呈，力请开缺还家。

（兄不愧此人多矣）数日来，工部主事南海康有为亦作有条呈欲递，但不知彼部堂官曾肯与代奏否？（其意痛发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八字）吾乡绵竹杨叔峤内阁亦作有奏折，现尚与兄商订，意欲请徐荫轩相国奏上，不知何如。

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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