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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提到，将制定有关降低人群危险行为的政策，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提供医疗和社会救助措施，使高危行为人群中安全套使用率达到５０％以上。

在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集散场所，以及医疗保健机构等人群集中的公共场所开辟宣传橱窗，发放宣传材料（品），在营业性娱乐场所放置宣传材料（品），开展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宣传。

针对高危行为展开干预工作，减少人群的危险行为。

在公共场所设置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利用计划生育服务与工作网络和预防保健网络大力推广正确使用安全套。

积极开展针具市场营销，推广使用洁净针具，绞杀共用注射器传播艾滋病病毒的危害。

　　中国政府已经吹响了挑战艾滋病的号角，作为在战斗最前沿冲锋陷阵的广大白衣天使的状况又如何呢？他们的态度也许是这场无国界战争取得胜利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此，《北京青年报》记者陈明莲采访了战斗在艾滋病防治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态度让人们感到欣慰。

　　１９８７年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第一例艾滋病人，这是一名外籍人士，此后又有一名外籍ＡＩＤＳ患者入住该院，１９９１年第一例中国人开始入住该院。

回想起护理他们的情景，当时在该院艾滋病病房担任护士长的小徐、副护士长小丁，今天仍记忆犹新。

　　徐护士长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心里确实紧张，可活儿总得干啊！

我是党员，又是护士长，这时候我不去护理他谁去护理他？丁护士长谈到当时的情况时笑了：“那时候，我和徐护士长全副武装——白大褂外套双层隔离衣，戴上帽子、口罩、手套，脚上套上胶靴，即使是这样，还是战战兢兢，要知道当时对这方面的宣传太少，我们也从没学过。

护理这种病人的知识，总觉得捂得越严实越安全。

记得当时没有眼罩，我还特地买了副平光镜。

现在想想觉得真可笑，可当时真是这样。”

　　随着对艾滋病的深入了解，在地坛医院，越来越多的人转变了观念，已经不把艾滋病看得那么可怕和恐怖了。

在对接受调查的１９３名护士中随机抽取了５０份问卷，其中８８％的护士表示会服从组织分配到艾滋病房工作，８４％的护士表示会像对其他普通病人一样护理他们，而且会主动地跟艾滋病人聊天、谈心。

　　已在艾滋病房工作了七八个年头的徐护士长表示：如果需要，我们会去为他们工作，我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的心理。

你如果能够以诚相待，尊重他们的人格，他们会把心里的感受主动说给你听，包括他们的个人隐私，也许这样更能释放他们的心理压力。

　　新任护士长小白，是位２０多岁的年轻姑娘，在她还未走马上任之前，对护理艾滋病人的工作就作好了思想准备。

她非常自信地表示：“我觉得艾滋病人并不可怕，那么多护士、医生都和艾滋病打过交道，人家能干，我照样没问题。”

　　丁护士长一次有惊无险的经历，至今在艾滋病医护人员中记忆犹新。

　　一天晚上，抢救一位艾滋病患者，小丁为了照顾一位正在怀孕的年轻护士而顶替她参加抢救工作。

就在丁护士长掰输液瓶时，碎玻璃划破了她的拇指，她当时由于紧张忙于抢救工作，未能注意到这一情况，待抢救工作结束后她在清理收拾污物时，才发现胶皮套破了，拇指渗出了血。

职业敏感使她意识到刚才她在操作过程中，曾经接触过病人的体液、血液，如果无孔不入的ＨＩＶ趁这么一个小小的创口进入自己的血液中，那她一切都将完了。

　　在后来的一年多的监测时间里，她也曾经焦灼不安过，但从没有对自己工作有丝毫埋怨和松懈；她也曾后悔和恐惧过，但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情绪传述给她的病人。

一段时间里她怕传染给家人，曾主动向爱人提出分居，但后来监测的结果证明她没有因一年多前的那一场虚惊而染上ＨＩＶ。

今天回忆当时的情况，丁护士长说：“现在好了，我们不断总结经验，一方面丰富自己的艾滋病知识，一方面提高护理工作的技术水平，最大可能地避免由于一星半点的不慎而带来的终身遗憾。

不过现在即使发生不测，也有了药物可以预防和补救。”

　　在调查中，有６６％的护士敢于将自己从事艾滋病人的护理工作告诉家人，因为她们知道亲人会理解她们，支持她们；有１２％的护士还不敢把实情告诉刚认识的人；有２２％的护士认为不能告诉家人以外的熟人，因为社会目前尚不能接纳。

　　在北京地坛医院，有一批医护人员，用他们的一颗颗爱心，构筑起防治艾滋病的长城。

在这道长城的荫护之下，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有了理解和同情，有了关爱和温暖，有了做人的尊严和与病魔抗争到底的信心和勇气。

　　赵红心是地坛医院传染病房的主治医生，初次接触艾滋病这个恶魔时，同普通人一样，她也曾有过恐惧心理，但最终战胜了自我，战胜了恐惧，以一个医务工作人员的大无畏人道主义精神，完成了自己心灵的净化。

　　２００１年７月底，一个既是艾滋病人又是吸毒贩毒罪犯的特殊病人由公安干警送往地坛医院救治。

这个人在遭抓捕而逃跑的过程中摔伤了手臂，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

进院时伤处扎着绷带，绷带上浸透了血。

　　病人被送来之后，面对如此情况，一些医生不知所措，害怕这名特殊病人的血液会污染自己。

也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人是个罪犯，一切恶果都是他犯罪行为所致，是罪有应得，用不着同情和可怜。

　　赵红心赶来，对跟随来的警察说：“他是一名罪犯，但同时也是我的一名病人，这一点与其他病人一样，让我来为他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