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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适却不以为然，他想在政治上也进行一次尝试。

社会舆论对他批评并不由此而告终。

当时的问题集中在他对封建帝王的态度上。

第一，他支持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的武装革命。

第二，他反对国民军驱逐溥仪出宫。

第三，他接受溥仪的召见。

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事，遭到了社会的谴责。

　　1926年春，胡适到上海治痔疮，病好后没有回京，3月初在沪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

会议，旋即与英方委员往汉口、南京等地访问。

6月，胡适作《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发表在《现代评论》上。

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

7月，胡适与英方委员苏狄尔教授乘火车经莫斯科去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会议，会后曾到大英博物馆及巴黎国立图书馆检阅敦煌写本，发现荷泽大师神会和尚语录二万多字。

这对他写中国中古思想史很有帮助。

在英期间，胡适受英国各大学之聘请，作了十次学术演讲，讲题为《中国与传教士》、《中英文化关系的增进》等等。

胡适12月离英赴美，又作了多次讲演。

1927年6月底，胡适经日本回到上海。

6月，他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并兼任秘书，握有实权。

　　1928年4月，胡适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

胡适到任后，鉴于经费不足，各学院遂裁并为文理学院与社会科学院，自兼文理学院长，请高一涵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聘梁实秋、陆侃如、冯沅君等在文理学院任教。

胡适对青年才子像沈从文等，不拘资历，大胆聘用。

胡适当校长，采取“无为而治”

的办法，但每星期总有一天到校去上课，讲文化史等课，听的人总是很多。

自从胡适接掌该校后，各方面都有改进，可以说是中国公学的黄金时代。

后来出的人才不少，理科比较闻名的有吴健雄。

胡适常以此事为自豪。

　　1929年1月，胡适因事离开上海，到北平出席协和医学校的董事会。

胡适在北平小住后即回上海。

这年4月，国民党政府发表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内容抽象、笼统。

胡适认为这道命令没有具体规定，于是写下了诸多文章进行批判，如《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胡适的上述言论，引起国民党人极大不满，因此，他们组织力量对胡适进行批判。

　　1930年4月，他发表了《我们要走哪条路》一文，胡适说去年我们几个朋友讨论的是“中国的现状”

问题，今年我们讨论的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

。

胡适先谈个大概，于是他提出目前的任务：要铲除和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

根本方法，不是暴力革命，而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

这篇文章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主张。

　　1931年1月，胡适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争取中华基金会支持十万元，作为合作条款，供设立研究讲座及聘请专任教授等用。

会后，胡适被邀来北平重整北大，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