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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山西人与北部少数民族之间历来存在物物交易，只是由于民族纠纷一直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

明代中期开放边疆贸易，设立马市之后，这种贸易越做越大，主角是山西商人。

从明代到清初，山西人就把汉中和四川的茶叶运到这一带销售。

以后的“驼帮”

茶叶贸易正是这种贸易的延伸与扩大。

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

其中第五条规定：“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听其交易。”

根据这个条款，双方持有护照的商人可以过界交易，且不交纳进口税，只在各国境内出关时交出口税。

这项促进贸易的政策符合双方的利益。

从俄国来说，一方面需要来自中国的茶叶等物品，另一方面由于出口的大宗商品毛皮在欧州市场上遭遇北美毛皮的激烈竞争而急需打开中国这个市场。

从中国来说，在明代中期实行“折色制”

以后，盐业贸易向以扬州为中心的内地转移，晋商需要开拓北部市场。

《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使双方的这种内在贸易需求变为实际的贸易行动。

《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双方贸易迅速扩大。

在俄国一方，1697年沙皇发布命令，禁止西伯利亚各地督军阻挠商队赴华贸易，否则处以巨额罚金。

第二年，又允许赴华俄商不必远道去莫斯科领取贸易证书。

这些政策使俄国对华出口总值达　24　万卢布，超过俄国对整个中亚地区的贸易总额。

据不完全统计，从　1698　年到　1716　年，俄罗斯对华出口的毛皮总值增加了七倍多。

晋商向俄国出口的茶叶、丝绸也有相应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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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遥远的驼铃声（2）

1725　年，中俄双方签订了《布连基条约》。

1728　年，又在此基础上签订了涉及两国全面关系的《恰克图条约》。

该条约划定了中俄边境，并把恰克图这个中俄边境（现为俄蒙边境）上的小城作为两国贸易的商埠。

这为两国贸易的继续扩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俄国一方，政府允许私商参与贸易活动，其规模远远超过了官方商队。

俄国境内出现了大批加工出口中国商品的工厂。

在中国一方，原来晋商在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就有贸易基地。

他们利用这个时机，参与恰克图市场的创建，确立并保持了在这个市场上的垄断权，继而深入俄罗斯内地设庄经商。

“驼帮”

就是由内地向恰克图运送货物的商队。

中俄贸易之大，就连远在英国的马克思都注意到了。

他写了《俄国的对华贸易》一文，称俄国人“独享内地陆路贸易”

。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还论述道：“恰克图一带的边境贸易，事实上是而且根据条约都是物物交换；银子在其中不过是价值尺度。”

清政府对这种贸易采取了鼓励的政策。

清政府实行信票制（又称“部票”

、“龙票”

或“票证”

），凡行商贸易于大青山后、西蒙一带及恰克图的商人，必须持有理藩部颁发的“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