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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限定立刻回籍，不许逗留，驿站的马车谈不到了，他只得自己雇车，有的说是乘牛车出北京，（《明史纪事本末》）有的说是骡车，（《明史·高拱传》）押行的兵役还在后面一路追逐，成为当时的新闻。

六月十九日，居正入见以后，再为高拱请恩，幸而成功，高拱才免去道途间无谓的困顿。

七月间居正有信给王崇古说：

主少国疑，艰难之会，正宜内积悃诚，调和宫壸，外事延接，收揽物情，乃可以扶危定倾。

而元老一切皆易其道，又昵比谗佞，弃绝石交，语之忠告，不惟不纳，反致疑怒，竟至于此，岂非天哉！

当其时，人情汹汹，祸且不测，仆犹冒死为之营诉，为之请驿，仅得解脱，然国体士气，所损多矣。

嗟乎，自古谗人乱国，可胜痛哉！

幸新皇聪颖异常，虽幼冲已具大有为之度，区区愚忠，幸蒙俯鉴。

方今宫府一体，上下一心，内外事情，幸已大定，但边事虏情，日夕在念，腹心虽安，四肢安可忽哉？万望留神，以慰宵旰。

辱教云云，诚高见渊识，石画鸿谟，非公爱我之深，易得闻此？三复三叹，敬佩良箴。

（书牍四《答王鉴川》）

所谓“冒死为之营诉”

，必有所指。

据王世贞《首辅传》，冯保在皇后面前，曾经提起高拱谋废太子，迎立周王的谣言；又说冯保还买通其他的内监，造成同样的空气，所以皇后震怒，事情不可收拾。

这一件故事，《明史纪事本末》和《明史》都不载，但是证以六月十六日传谕“通不许皇帝主管”

，和居正“人情汹汹，祸且不测”

两句，后面的情形，决不简单。

万历六年高拱死后，妻张氏请求恤典，神宗将奏疏发下内阁，派文书官田义口传圣旨：“高拱不忠，欺侮朕躬，今已死了，他妻还来乞恩典，不准他。

钦此！”

居正再行上奏，神宗始准开复原职，给与祭葬，但是还说：“高拱负先帝委托，藐朕冲年，罪在不宥。”

这时神宗已经十六岁，他对于高拱底痛恨，真是深切。

假使不是冯保造出废立的谣言，不会给神宗这样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居正对于六月十六日的政变，事前定有所闻。

高拱底作风，他是知道的。

冯保虽然只是一个生疏的内监，但是内监们那一贯的阴贼险狠的手段，居正也不会不知道。

他看定暴风雨要来了，所以他只是托病请假。

等到风暴过去，十九日居正上朝的时候，高拱久已离开北京，内阁中的资望，更没有比居正深的，因此他便循序坐升，成为首辅，而且因为高仪随即于二十三日逝世的原故，居正成为惟一的顾命大臣，他在政治上的地位，更加巩固。

这一次政变底结果，居正是最大的收获者。

对于双方底策划，他不是不知道；对于冯保的诬蔑，他不会不明白；高拱固然没有拥立周王的阴谋，而且从宗支亲疏的关系方面讲，周王也没有入承大统的可能。

从政体的立场讲，司礼监一部分的职权，应当交给内阁，“宫府一体”

，原是居正底口号。

从友谊的立场讲，居正更应当援助高拱，他们不是十几年的同僚吗？然而他们底友谊已经生疏了！

这不能不责备高拱，但是也何尝能放过居正？他只是坐观成败，希望高拱底失败，以完成自己掌握政权的目标。

他给王崇古说：“冒死为之营诉”

，是一句遁辞，为什么要请假规避呢？不在会极门营诉而只凭事后的空言，要想博得外人底同情，希望不免太奢了！

话又说回来，徐阶失败以后，居正曾经自咎以为“中人内构，不能剖心以明老师之诚节”

。

对于曾受大恩的老师，还谈不到剖心营诉；那么对于中经生疏的同僚，更从那里说起！

“政治家”

不是圣贤，而只是“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