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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第1页）

公民大会有8000人，是从40万左右的居民中推选出来的斯巴达公民。

40万拉哥尼亚人和麦西尼亚人被斯巴达人蔑称为“希罗人”

，没有自由，只是担负农业劳动，呈献粮食果蔬。

斯巴达人专事作战，就像有这方面的天赋似的，而像希罗人一样从事耕种的斯巴达公民大概很少。

斯巴达人力求简单朴素，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有一定的封闭性，没有手工业者，也很少与外邦通商，据守在自己的城邦境内。

因为斯巴达上层人士有蔑视外邦的习俗，但同时又担心自己外出征战时希罗人集体暴乱，所以平时对干活的农奴们还不至于怎么残暴，毕竟斯巴达还是将自己的统治凌驾于被征服的土著居民之上的，所以还得时时提防后院起火，自乱阵脚。

同时代的雅典城邦据称是世袭贵族阶层统治的，至少在公元前750年至前600年就是如此。

公元前594年，雅典城邦因为一场富人与农民之间的债务危机无法调停，几乎要闹到农民造反的地步，贵族阶层便将权力临时托付给了著名的商人梭伦。

梭伦组建了新政府，给富人很大的政治权利，让他们取消债务平息了此事。

富人因此成了城邦政治舞台的主角。

梭伦还引进了一个新的民主原则，允许穷人在公民大会上行使否决权，但居住在本地的外邦人和奴隶仍然除外。

正因为贫民阶层是社会上极不稳定的力量，所以，既然雅典城邦的世袭贵族对自己的特权始终耿耿于怀，他们就得笼络贫民阶层，因此而对权力宝座的角逐导致了派别斗争。

直到公元前507年，克里斯梯尼确立了推举执政官的制度；后来这一制度又将最高权力交给了全体男性公民大会，执政官由抽签决定任期，一年一换。

――雅典较为均衡的政治运作制度得以确立，而所有的妇女、侨居的外邦人和奴隶虽然占有雅典成年人的四分之三，但还是被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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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西方：没有挂在嘴上的民生传统（2）

斯巴达和雅典虽然被千百年来的学者标榜为古典民主的典范，但他们的民主仍然非常有限。

奴隶因为身份而无法介入其中，干的是最艰苦的农活；阿提卡发现银矿之后，采矿也成了奴隶的活计。

从社会的地位来看，雅典人认为人只有两种：自由人从事政治和思想，而奴隶只能干苦力；从财富的角度来说，奴隶根本就没有多少自己的私人财产。

显然，这一阶段的民生传统也就无从谈起。

罗马共和时代的社会等级

罗马稍后于希腊，但几乎也可以算是并驾齐驱。

公元前6世纪，罗马就以武力征战主宰了其邻近地区。

公元前500年左右，罗马政体由王政转向了共和体制。

公元前450年，平民们频繁的造反迫使###院通过了一部平民法典――《十二表法》，虽然后世的罗马人将其奉为自由的圭臬，但债务奴隶制仍然保留于其中；公元前287年，平民们又通过了一项法案约束共和政府。

公元前265年，罗马人吞并了意大利半岛，希腊也在其中，臣服于罗马的武力而无可奈何。

公元前146年，北非海岸线上的帝国迦太基因为第三次“布匿战争”

失败也做了罗马的海外行省。

罗马共和国与商鞅时代的秦国一样，只着重于农耕与征战，所以从军和务农是绝大多数罗马人的主要职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贫穷的罗马人可以在自己的殖民地上耕种，而手工工匠居住在城市，从事工商业的人则微乎其微。

战争捕获的奴隶，以及贩卖过来的奴隶充当了罗马大农场制度下的劳动力，即使希腊人、迦太基人也都未能逃脱这一命运。

到2世纪末，约有100万奴隶在意大利半岛的土地上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