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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腐朽”

，社会问题也更为严重，但中国的现代化也并没有落空。

▲虹桥▲书吧▲BOOK。

第8节：1979年30岁的中国（2）

上海的理发馆里，此时挤满了要烫发的妇女；服装店和百货商店里五颜六色的新式衬衫和服装，一拿出来便卖光。

南京路到外滩一带的商业区里，每天都流动着数以万计的市民和外地人，手表、电视机、自行车一类的高价商品卖得就像家庭必需品那样快。

董鼎山这年在中国各地的旅行中还特别记录下了中国的美食。

大概是吃腻了美国快餐的缘故，董鼎山把中国快餐描绘成又便宜又有营养，而美国快餐则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

彼时中国的物价的确是便宜的，董鼎山在广州华侨饭店买的一份快餐，据他的描写有以下这些东西：茶、汤、鱼、鸭、炒蛋，加上不限量的米饭、馒头，才三元钱。

现炒的热菜也不贵，回锅肉、糖醋鱼加上砂锅豆腐也只要四元六角。

不过，董鼎山所见的中国餐馆大多是很拥挤的，尽管菜肴便宜，但要找到个空位子却不太容易。

在北京，董鼎山就吃了这样一顿饭——在一个回民水饺铺，他必须一看到有空凳子就一把抢来，端到一张已经坐满人的桌子边坐下，否则，他就无法吃到水饺了。

1979年，名厨恢复了他们的地位，而且过去一些有名的饭馆也重新开张了。

上海著名的新雅酒楼仍在南京路旧址，但已从过去改名为“广州酒家”

专为群众供应普通饭菜的情况下恢复过来了。

在北京，最早的北京烤鸭店全聚德恢复了昔日的光辉，向没完没了的外宾供应它那世界著名的特色烤鸭。

在北京烤鸭店，董鼎山一行四人吃了顿全鸭席，共花了12元人民币。

坐落在北京和平门路口上的北京烤鸭店七层新楼在这一年的4月25日落成开业，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饭店，建筑面积有15　000平方米，可以同时接待5　000名顾客。

北京烤鸭店最初并没有直接使用“全聚德”

的金字招牌，不过，到了1980年2月9日，北京烤鸭店就开始使用“全聚德”

这个老字号了。

当然，华侨或者外国人来到中国，也并不仅仅是关心这些民生饮食，他们是来做生意的。

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布卢门撒尔在1979年的春季来到中国。

这位犹太人说来和中国还颇有点渊源——当他还是少年时，曾在上海的一个小弄堂里生活了八年。

当年他作为“二战”

犹太难民从柏林逃到上海时，才13岁。

但布卢门撒尔对他第二故乡的市场却并不怎么看好。

他在1979访华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将不会成为美国商品的一个大市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建立‘互利’的经济关系。”

在布卢门撒尔看来，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富来购买大量的美国商品。

他认为，重点必须始终放在提供最基本的必需品上。

但是，布卢门撒尔也注意到中国正在日益强调生产消费品和发放生产奖金，而不是从平均主义的角度去看待一切。

不过，当时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合作计划处负责人里奇·贝克尔·布斯则认为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大家都排队去那里”

。

日本人也认为中国经济潜藏着高速发展的能力。

要不了多久，事实就可以证明日本人的判断要比美国人高明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