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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1页）

生觉得仅仅喊喊口号、摔摔东西不能发泄自己的怒火，就点燃了楼下一间空置的售货亭。

当我看到火焰腾空而起的时候，感觉事态有些严重了，不由得暗暗捏了把汗。

不过，那时的学生们都圆滑了，见好就收，没有酿成进一步的破坏。

从那以后，学校的伙食真的改善了一些，并且建立了食堂收支公示牌，炊事员态度也好一些了。

中国的官僚制度就是这样，群众不起来造反，官僚们就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

要不是校领导和总务的人员怕再闹事丢了乌纱帽，食堂的伙食不会有任何的改善。

这种改善大约持续了将近一个学期，后来逐渐又开始下滑，但我那时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事情多了起来，也就懒得再管这事了。

这次罢餐运动让我总结出几条经验教训。

第一，在群众对某种现象普遍产生不满、又没有正当渠道改变或发泄时，只要有人“登高一呼”

，就能引起“乱者四应”

的连锁反应，从而释放出一种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利用得当，就可以起到打破旧秩序的作用；第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很容易产生过激行为，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从而导致事态的发展背离运动发动者的初衷，并失去控制；第三，如果建立一种机制，使得群众的不满能够随时得以发泄，问题随时能够得以解决，那么群众的不满就不会积聚，有人试图发动并利用群众力量的愿望就会落空，就能够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

这种机制，一是言论自由，二是政治民主。

我参加工作后在银行的人事部门工作。

当时，有一位女同事和我坐办公桌对面，也是Z大学毕业的，比我高一级，我们俩经常一起回忆在财大时的往事。

有一天，她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这件不大不小的罢餐事件，觉得当时可真过瘾，也不知道是谁写的那些号召罢餐的告示。

我听了以后哈哈大笑，说你想知道的那个写告示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九章　我的大学（1991～1995）　十二、鼎盛商店

到了一九九四年春节，我们家因为有九三年的底子，再加上姐姐参加了工作，经济条件又改善了不少。

姐姐参加工作，也都是母亲关心的结果。

叔叔到了廊坊以后，恰好他的一个女同事的丈夫小孙在廊坊人事局工作，叔叔就把这个路子告诉我母亲。

母亲一听，立马跑到廊坊跟人家小孙见面。

小孙那人挺好，就把办事的程序跟母亲一五一十地说了，母亲当天就返回太原，到山西财经学院去调档案、拿派遣证。

山西财经学院管分配的那个人挺贪，去年都招呼过他了，结果今年还要刮一层皮。

母亲无奈，只好又给他送了不少礼，还有两千块钱。

谁知这个人拿了钱也不办事，竟然说姐姐的档案现在省教委，要我母亲自己去跑。

为了子女的前途，母亲立即来到山西省教委办公大楼前。

当时正好是高考阅卷期间，省教委大楼三步一肛、五步一哨，戒备森严。

母亲鼓起勇气，径直闯了进去，被站岗的武警战士拦住。

母亲向武警战士说明来意，武警战士向里面通报了以后，人家请母亲进去谈。

母亲本以为这么大的衙门肯定不好进，结果竟然如此顺利。

而且里面的工作人员听到母亲的来意，立刻给母亲让座倒水，还直感叹母亲对孩子这样尽责，顺畅地办了手续，这才把档案拿出来。

母亲把档案拿到手以后，怕夜长梦多，连家都没回就又返回廊坊，一下火车就直奔小孙家里。

当时正值盛夏，母亲又好几天都在火车上往返，小孙根本没料到母亲办事这么快，见到我母亲时，母亲满脸油汗，扶着墙气喘吁吁，手里还拎满了酬谢小孙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