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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1页）

王秉衡从重庆来到北京，一进筹委会，就看见徐立行的夫人王雅琴在打字员的岗位上忙得不可开交，徐立行把他拉到一边说：“你来得正好，吴兆光的爱人要生孩子了，由你接替筹委会秘书工作，主要负责筹委会的会议记录，文件起草和教授的接待工作，后勤、生活的事仍由许鸣真负责。”

那天，王秉衡接到电话，说来教授了，一共九个人。

王秉衡带车带人，匆匆赶到北京火车站，左顾右盼也不见九个教授的影子，正在纳闷，看见两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夫妇面对一群孩子，大声说：“排队，报数！”

孩子们由大到小排成一排，喊道：“一、二、三、四、五、六、七！”

　王秉衡上前一问，那个中年男子正是来军工报到的林循经副教授，王秉衡笑弯了腰，连说：“对了，对了，林教授两口，再加上这七个孩子，正好九个人嘛！”

10月中旬的一天，民航局来电话，说根据军委的指示，要调给军工十名工程师，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航空工程技术人员。

当时民航局隶属军队建制，所以军委调令一到，民航局领导二话没说，全力支持，挑选技术最好的人员调给军工，他们打电话给陈赓说：“陈院长，这批同志大都是两航起义人员，是我们民航局的技术骨干呢，特别是董绍庸，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同志，刚从苏联访问回来，就调给你们了。”

陈赓再三感谢，他说：“民航局忍痛割爱，让我们非常感动，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希望他们能尽快来我这里报到。”

筹委会里的年轻工作人员问陈赓，两航起义是怎么一回事，陈赓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有了两航起义，我们新中国才真正拥有自己的民用航空事业呢。”

既然说起两航起义，不妨简短交代几句。

1949年5月下旬，“国民政府”

属下的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的总部，接到蒋介石的迁台命令，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面对巨大的航空资产和数千滞留香港的员工，心力交瘁，危局难撑。

领导香港地下党的乔冠华将这一情况报告中央，周恩来当即向毛泽东汇报，并亲自组织两航起义的策划工作。

也为两航去向操心的陈毅匆匆进京找周恩来，他推荐了一位能代表中央赴港实施起义策划的人选，此人叫吕涛，当年是李克农安插在国民党空军中的秘密中###员，一位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他与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有师生之谊。

1949年8月，周恩来在中南海召见吕涛，并给他改名叫吕明，面授“锦囊”

，把反复研究过的起义方案向吕明交代清楚。

吕明秘密赴港，面见老师，以其大智大勇，排除各种险情，打消了刘敬宜的顾虑，顺利完成两航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11月9日，刘敬宜和陈卓林率两航骨干，乘两架“空中行宫”

号大型客机，安全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同时10架C〖CD*2〗46运输机也平安降落在天津机场。

三天后，毛泽东签发热情洋溢的贺电，周恩来宣布，两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刘、陈分别任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总经理。

这就是震惊港台乃至西方世界的“两航起义”

。

在起义的工程技术人员中，有8个人为创建哈军工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是：董绍庸、凌之巩、蒋志扬、严汝群、华光时、邹志楷、李纬文、余新福。

民航局同时还调给哈军工张寿宝、吴子苏、杨秋澄等数位技术干部。

哈军工的“两航起义”

人员都有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

董绍庸是他们中的年长者，他中等身材，仪表堂堂，是个美男子。

1916年4月，董绍庸出生于杭州市，少年丧父，在贫困中苦读，1936年终以优异成绩考取中央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

1945年冬以公费生资格赴英国曼彻斯特学院航空系学习，后又经导师介绍转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航空系继续学习，1948年获硕士学位。

为了多参加一些航空工业的生产实践，他先后进入美国康维尔飞机公司和波莱德惠特尼发动机公司实习，回国前又去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发动机翻修厂实习。

董绍庸后来成为哈军工空军工程系最著名的发动机专家，得益于他丰富的实践经验。

1949年1月，董绍庸回到广州，向中央航空公司报到，11月，他在香港坚定地参加了两航起义，于1950年春天回到新中国，先在天津民航局任职，后又调到北京，在国家民航局任工程科科长，翌年冬，他作为技术专家随团访问苏联，执行订购飞机的重要任务，半年后回国，不久，接到去哈军工的调令。

邹志楷，四川乐山人，生于1919年。

19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是董绍庸和凌之巩的师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