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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我问组长：“可以小便吗？”

他说：“随便，有了就便。”

我很高兴，能够随便上厕所对我便是最大的方便，不过晚上回到监房仍是麻烦事儿。

最初我还穿着公安局发的衣服，一套绿布棉军服，战士的服装，质量比较好。

一般犯人都穿紫棉袄，紫棉裤。

我穿这么一身衣服使犯人们议论纷纷。

“这是干部，可能‘三反’犯了错误。”

“还是个机关干部，一看就看出来了。”

一个年龄不大的车间技术人员，大家叫他于技师，走到我跟前，问：“从哪儿来的？”

我说：“从公安局。”

又问：“‘三反’犯了错误吗？”

我说：“不是，我是特务。”

他走了，什么也不问了。

第三天，叫我搬到第七监房，与橡胶厂的犯人一块住。

屋子宽绰了，精神也不那么苦恼了。

犯人中有人认识我，过了几天都知道我是谁了。

接着有人与我说话，打招呼。

这些人有长春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特务，有各军谍报队的谍报员，还有从前在公安局认识的犯人。

我成了大家谈话的材料。

他们互相一传，给我一吹，艺术加工，便把我说成了特务头子，长春最大的坏人。

工厂中女犯没有戴脚镣的，男犯80％戴着脚镣。

我问他们都犯了什么罪？他们中一般是无期和死缓，是反革命或有一两条血债，也有许多虽然没有血债，但是反动党团或地主恶霸。

我一想，他们的罪比我小得多，简直不能相提并论。

他们都判了无期或死缓，还戴上脚镣。

我呢？最低限度也是死缓，如果判无期那就太便宜了。

于是对郭科长在1949年说我没有无期徒刑的话，在目前的情况下动摇了。

那是1949年，现在是1953年哪。

管生活的犯人叫刘英伟，公安六分局审讯股长。

因“三反”

进来的，判一年半。

他接近我，问了一些话，我有分寸地告诉了他。

这时正是监狱“三交”

运动的尾声（交武器、交罪恶、交同案犯），还有个别组和人没交清，由大家帮助。

我们里帮组有几个犯人需要帮助，我从旁听他们发言，最后我也发了言。

我一帮助，大家认为说得对。

刘英伟在会后问我：“在公安局看守所你们也学习吗？”

“学习，天天看书，不开会。”

之后，无论哪个组帮助人，如果火力不足，就调我去帮助。

这样，张管教员对我就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