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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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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谈话的时间正好在日本占领广州和武汉之前，中国局势危急。

卡尔逊的另外一些话反映了这种情况：

“我同孙夫人谈话是在10月20日，在此之前，就在那天上午，我同宋子文谈了话。

他们都没有作出任何暗示，广州会在第二天陷落……

“从中国人的立场看来，目前的局势并不光明。

但我仍然相信，中国有能力继续抗战。

我持这个立场肯定属于少数派。

但我的意见是以我对共产党领导人、（蒋）委员长及黄埔系军人的了解为基础的，他们谁也没有失去抵抗的意志。

我的意见还以下述事实为基础，即：共产党人在北方成功地把抗战的意志以及为民族抗战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的真诚精神灌输给了人民。”

卡尔逊虽然对蒋及国民党军队的核心力量仍然寄予一定希望，他从共产党进行的战斗中已经看到了中国不会半途而废或遭受失败的主要理由。

宋庆龄给卡尔逊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在两年以后他写的一本关于这段时期的书中①，称这次同她的半日晤谈是他经历的中国的“伟大戏剧”

中“非常合宜的最后一幕”

。

他写道：

①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着《中国的双子星》（英文），第316—318页。

“我在一间陈设非常简朴的房间里等她，从这里多少感觉到了一些这位妇女的精神。

她不让自己有丝毫的奢华。

一会儿，她出来了……我顿时感到轻松自如，因为她有那种我在八路军中常见的‘不要客气’的态度。

但她还有更多的内涵——内心安静、绝端自信而毫不自负……她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爱，特别是对那些不幸的、被压迫的人们。

“她从不装模作样，她的面容安详，在沉静中显得很美丽。”

他像别人一样感受到她也喜欢找快乐：

“她一点也不缺乏幽默感。

当我告诉她我在北方的一些经历时，她高兴地插进来解释我所描述的人们的反应。”

他也注意到她的坦率：“很明显，她认为国民党没有实行三民主义，共产党领袖们则实行了。

她相信，蒋介石所鼓励的是对他本人、而不是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

应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时间早过去了……”

最后，卡尔逊深感她对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和受到的待遇是非常关切的。

他引宋庆龄的话说：

“……最严重的是政府未能实行民生主义。

相反，它满足了上海的银行家……而忽视了人民……特别是土地问题……”

在同卡尔逊谈话一年之后，1939年7月，在中国抗战两周年时，宋庆龄发表了《展望战后——抗战纪念日致美国友人》一文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