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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后来，一位研究这次罢工的学者说，

“1926年10月封锁终止时，香港看起来完全像一座荒废了的村庄。

买卖停止。

大楼空荡荡的。

办公室都关了门。

几乎没有一点生活的气息。”

①

①博格引用刘易斯·S·什尼特在《民族》（The　Nation）杂志1926年3月31日一期中的文章。

有一件事情在这些记载中都没有提到，但却使享受特权的香港外国人可能最难忘记，也最为痛心疾首。

那就是当他们那些中国佣人走掉以后，他们不得不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自己带孩子、自己倒垃圾——几十年来在东方的外国人几乎已经完全忘记怎样去干这些活计了。

香港当局失去了“劈柴挑水的人”

①和更多其他的工人，不得不想尽办法引诱那些罢工工人回来——而在平时，他们对那些不顺从的工人是驱逐出境犹恐不及的。

但是，他们的引诱未获成功。

①语出自《圣经》，指干苦活的人。

——译者

罢工期间，成千上万聚集在广州的罢工工人要吃要住。

宋庆龄在上海投身于为罢工工人募款的工作，她的呼吁“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不能延误救济工作”

通过函件、电报传到美国、加拿大、东南亚、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处的华人社会。

光是海外华侨的捐款经她手汇往广州的达10万美元以上。

在她回广州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海员苏兆征率领一个代表团专门前去向她致谢。

除了财政支持之外，孙中山夫人的名字作为主要支持者也提高了这次罢工的政治声誉。

在上海时，宋庆龄同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会长是共产党人向警予）紧密合作。

7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

会上，一位主要发言人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

这句话后，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

宋庆龄听到这里，含着眼泪说，她觉得孙中山的精神确实不死。

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

。

不久，在广州显示出了可悲的证据，证明反动势力在那里同革命力量一样，也在积极活动。

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开会时，在门廊中为刺客的子弹射中倒地。

廖的个子不高、肤色较黑、眼光经常流露出乐观情绪、动作灵活，读书广博，工作效率极高；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齐始，他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伴之一。

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政治上，都是感情最深的挚友。

廖氏夫妇都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

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国民党内部，廖是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