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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苦难，多次都想自杀，真可谓九死一生。

待到“文革”

结束，“四人帮”

被逮捕，上海清查“文革”

中作恶的造反派，有关人员多次询问父亲，“文革”

中直接迫害他的是哪几个人，我父亲总是说：“大概是几个年轻人吧，完全记不得了。

不能怪他们，‘文革’是上面发动的，他们年幼无知，响应号召罢了。

我如果不被关押，可能也很积极。”

　　他的这种态度使我很生气，几次盘问，他都不讲。

我想起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曾去求过一个造反派，便问这个人叫什么名字，父亲说：“问这个干什么？他那次不是让我们见面了吗？挺好的青年，名字忘记了。”

　　直到去年，我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的信。

信中说，他是我的忠实读者，但每次读我的书都感到深深的愧疚，因为他是“文革”

中斗争我父亲的造反派头头，给我们家带来过不小的灾难。

他说他见过我，还记得我去农场前与父亲告别的可怜样子。

信后，是他一笔一画的签名。

　　我犹豫再三，终于把他的来信、他的名字告诉父亲。

父亲根本没忘，听我一说，失神地想了一会儿，立即回过神来问：“他怎么到甘肃去工作了呢？那儿离上海太远了。

你如果回信，一定代我向他问好。”

　　这时我看看苍老的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我们民族的灾难太多了，老人不想用仇仇相报来延续灾难。

他一再说忘了，是想让他的儿子们及早地走向祥和，走向宁静。

　　于是，我在宁静中写下了那么多文章，在众多的读者中拥有了一位甘肃高原的读者。

　　（一九九七年一月九日晚，台中市东海大学）　　记得我刚刚收到这封甘肃来信时曾反复想过，写信的这个人，究竟是我们记忆中的哪一个？是那个能言善辩、怪招迭出的戴眼镜的圆脸矮个子男青年，还是那个长得极像我们学院工宣队头头的瘦个子青年，或是另一个我当时没有注意的人？他本来完全可以不写这样一封信来，但他写了，而且一笔一画地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这是他的勇敢，但对我们全家来说，他的来信，以及爸爸对他的原谅，却是对灾难岁月的另一番承受。

当年的承受不堪回首，现在要重新唤起并立即抹去那番承受，无异于一场心理苦役，分量与以前的承受一样重，就像把一副重担原路挑回。

这是渗透到家门里的事，信封内的事，老人床边的事，其间的隐痛难以描述。

　　正因为有过这样的承受，我对于震动海内外华文读书界的“石一歌”

事件也没有起诉。

　　“石一歌”

事件发展的最高峰，是北京一家研究鲁迅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余秋雨与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

文章在无限上纲的声调中，不小心也泄漏了一点实情，例如，那个教材编写组确实是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存世六年，我只在第一年去过，而且，在我离开很久之后才有其中个别人开始写一些跟风文章。

读遍全文，没有提到署名“石一歌”

的哪篇文章、哪句话、哪个字，出于我的手笔，但居然用了这么一个标题。

文章还故弄玄虚地说，有关证据刊登在香港的《明报月刊》。

我托香港朋友查证，没有；再问《明报月刊》编辑部，还是没有。

显然，这是欺侮大陆读者读不到《明报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