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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师。

　　其实我与他的关系并没有胡锡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亲密，因为在学校里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师生之分、年龄之差，以前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

作为一个真正的斯坦尼研究专家，他在文汇报社期间与胡锡涛先生闹得最僵，彼此很少讲话，但是胡锡涛先生关于我和我的家庭的了解，都来自于他，可见他们两个人除了学术争吵之外，余下来的谈话内容就是我了。

　　我在胡锡涛先生的回忆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师每次谈了我之后，都请求胡锡涛先生帮帮忙，能不能通过市里写作组的关系，救救我父亲，救救我全家。

须知，这是一个在学术观点上寸步不让的耿直艺术家，居然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学生，在向自己的辩论对手求情！

　　其实，善良的胡锡涛先生当时也毫无办法，因此在“文革”

十年间，我的父亲和我的家庭始终未能获救。

　　让我感动的是，徐企平老师从来没有把这一切告诉我。

二十年后我担任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多年，徐老师的生活过得并不顺心，却也从未向学院提过什么要求。

见到我只是亲切一笑，好像我们从来未曾在艰难岁月相遇。

　　感谢胡锡涛先生用回忆录让我得知，在我陷于灾难深渊底层的时候，曾有一双无力的手，一次次向我抛投过援救的缆绳。

　　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援救，是被援救者所不知道的。

这正像，天下有很多关键时刻的伤害，是被伤害者所不知道的。

世事繁杂，时间匆匆，重者隐之，轻者显之，真言如风，伪言如磐，真正知道的究竟能有多少？　　读到胡锡涛先生的回忆录后我立即通过学院的现任领导葛朗先生，快速寻找早已退休的徐企平老师。

　　我为徐企平老师准备了一桌饭菜，人少菜多，他很感惊讶。

我举起酒杯说：“徐老师，这是归还三十多年前的饭票，我实在欠得太多了。”

　　年逾古稀的徐企平老师哈哈大笑，说：“饭票？忘了！”

　　是的，那些饭票，他当时借给我不久，就可能已经忘记了。

　　对我来说，一直想忘而忘不掉的，竟然是饥饿，二十岁的饥饿。

　　前几年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听了谣言撰写诽谤文章，把三十多年前我快饿死的那个阶段说成飞黄腾达。

我本想找来所有借给我饭票的一大堆证人，与他面对面地召开一个有趣的记者招待会，但等见了他一面，我就取消了计划。

回来后很多朋友责问我为什么如此宽容他，我说，见到他就心软了——不饥饿的二十岁，油亮亮的二十岁，有权利胡说八道的二十岁，让我心软。

　　更何况，他也姓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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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斯坦尼（6）

临近下乡，我就不去文汇报社了。

自己家里本多伤心事，又与同班同学一起张罗了一个追悼会，追悼那位得尿毒症而死、让胡锡涛先生流泪的周启平同学。

　　周启平同学原先在宿舍里与我脚对脚睡。

他是一个孤儿，由一位不识字的养母养大，生活艰难，却爱书如命。

他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来买书，只要听到哪个书店有了一本期待中的新书，不管多远，他都会在课余时间赶去买来。

平日逛街，也只为买书。

每买来一本，至少成为全班男同学的盛事，争相翻阅，有时女同学也会到男生宿舍里来看看他的书架。

那年月好书出得不多，他又受制于经费，一共也就买得半箱子的书罢了。

“文革”

开始，书店萧条，他也就无书可买，无街可逛，不久便生病了。

病中一度神志昏迷，怒骂世间恶人，清醒时只想书籍和同学，还曾多次托人带信要我去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