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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我自从考上台北商专以后，便一直寄住在教授的家里。

本来，学校里的教授和学生之间，应该是很少建立这样亲近的关系的，可是因为这位在学校担任人事主任的教授非常同情我的遭遇，也很了解我家里的经济困境，于是就建议我到他家的阁楼上住，不必付房租，只要有空时帮他做做家务事就行了。

之前为了挖矿，遇到没课或假日时还常常往家里跑，矿坑发生灾变后，教授见我回家的时间变少，一问之下，才知道矿坑的工作已经没办法为我家带来经济支援，于是好心的教授就开始替我留意打工的机会。

生命中的第二个奇遇

有一天，会统科主任许留芬教授告诉我，在台北东园街的砍顶，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需要年轻的小伙子当球僮，我二话不说，很高兴地答应了这门差事。

当年，这个名为“台北球场”

，设址在现今青年公园的高尔夫球场，是军中将官最爱去的休闲场所；大自球场经理，小到捡球的球僮，多半是外省籍人士。

所以，对于我这个台湾穷孩子而言，能够有机会进去当球僮，可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更值得珍惜的是，在一个凑巧的机缘下，我成为了企业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的球僮，而且一做就做了五年。

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做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

当时，我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骑着一部破破烂烂的自行车到球场去替王永庆先生捡球。

由于王永庆先生非常节俭，球僮即使弄掉一颗球也会被他骂；而且他老人家习惯在天还没亮、伸手不见五指的清晨打球，所以球场里球僮人数高达五六十个之多。

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把握能够找到球，所以往往连一个敢背王永庆先生球袋的人都没有。

我仗恃着年纪轻、脸皮厚不怕被骂，还有眼睛不错的优点，战战兢兢地当起王永庆的球僮。

为了找球，我还特地带着一支手电筒，只要远远看见手电筒的光线，大家就知道王永庆先生和夫人李宝珠在打球了，非常有意思。

此外，深恐丢球的我，还发展出一套配合“瞎子打球”

的独门技术，叫做“听声辨球”

。

每当我估计小手电筒的光线可能即将照不到球将要落下的位置，在王永庆先生挥杆时，我便闭起眼睛，静下心来，仔细倾听小白球往哪个方向飞，每一次都可以很顺利把球的位置找出来。

我还记得，我刚上工的第一天，第一颗球就跟掉了。

可能是太紧张的缘故，换杆的时候还手忙脚乱地换错，真的很臭。

多亏王永庆先生他老人家说了一句安慰我的话：“不要急，等一下把球找回来就好了。”

我才慢慢恢复正常，乃至后来表现得越来越好。

球弟生涯换得人生成长经验

据说，王永庆先生是自台北球场开球以来最早打球的球友，而且他比公务员还要勤快，几乎是天天到这里来报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除夕和大年初一不打球。

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令身为年轻人的我感到十分敬佩。

就这样，我替王永庆先生捡了五年的球。

在这五年期间，我总共只掉过两颗球，算是非常完美的记录。

而在台北球场里，除了王永庆先生，我还看到过何应钦、吴火狮、陈茂榜、林灯先生，还有现在经营金石堂书店、从前以制作YKK拉练闻名的周先生。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何应钦居然是拿着拐杖打球的，真是另类极了。

当时，台北球场的高尔夫球场是九个洞，王永庆先生从清晨四点开球，打到七点半，通常会绕两圈打完十八个洞才结束。

在二十几年前，王永庆打十八洞的平均记录是九十杆，体力和技巧比起一般的年轻人，可是一点都不逊色。

虽然王永庆先生舍不得掉球，但他老人家对小费倒是挺大方的，常常会多付一倍给我。

我想，一颗高尔夫球不过值20元，而他每次却宁愿多给我50元，也不愿多掉一颗球，对我非常慷慨。

打到第七或第八个洞时，他就问我：小蔡，上课来得及吗？我说：王伯伯，七点半了。

王永庆就会停下来，不再打球了。

虽然一般人给的小费只有50元，王伯伯却给我100元，我去上课。

能念完台北商专，我真是非常感谢他老人家的慈悲与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