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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专制与集权。

废领主制，行地主制，是集权（将原来分散在贵族领主手中的权力集中于国君）；废世袭制，行任命制，是专制（将原来贵族领主的七嘴八舌变成国君的一言九鼎）；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则兼二者而有之。

郡县以后，全体国民均为国君之直接子民，不再是各贵族领主的附庸。

这就不但集中了权力，还集中了财力和武力。

商鞅甚至在基层组织推行“保甲制”

和“连坐法”

，即将庶民按户编组，五家为保，十户相连，一人作奸犯科，通体连带责任，必须立即向政府报告，不告发者腰斩，藏匿者视同降敌。

这种把全国编成行伍的做法，原是管仲的发明，为的是齐桓公的“霸业”

，是典型的“霸道”

。

但管仲只发明了“保甲制”

，“连坐法”

却是商鞅的创造。

他不但使秦国变成了一座军营，也使秦国成为一个“以警察权为主的国家”

（黄仁宇语），一个全民皆兵、人人都是特务和警察的国家。

在这里，我们已经闻到了专制的血腥。

刘歆的《新序》说，商鞅曾经一天之内就在渭水之滨处决囚犯七百余人，以至于“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蓄怨积仇比于丘山”

，简直就是惨绝人寰！

加上商鞅为人天资刻薄，生性残忍，嗜血成性，锱铢必较，势必矫枉过正，以至于“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被刑”

，秦国人民动辄得咎，简直就如履薄冰。

这绝不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是为了建立统治阶级的绝对权威，不惜制造人间悲剧，杀一儆百。

这也绝不是什么法治。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这些独裁者心目中的法律不外军法和戒严法。”

（《中国大历史》）不错，当时秦国的治安确实很好，《史记？商君列传》的说法是“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

但我们必须讲清楚，商鞅们肃清盗贼，整顿治安，禁止斗殴，并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只是为了将社会上闲散的武力集中起来为其所用，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

所谓“勇于公战，怯于私斗”

，也就是只为国君战斗，不为自己战斗；只杀外国人，不杀秦国人；只为高官厚禄杀人，不为蝇头小利杀人。

显然，商鞅培养教育出来的，仍不过是些毫无爱心的杀人机器。

如果靠这些冷酷无情的杀手竟能实现天下大治和长治久安，那才真是天大的笑话！

商鞅的执法也应作如是观。

的确，商鞅执法甚严，也很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