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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促成了赵桓的媾和决心，也便决定了李纲遭受贬窜的命运。

张邦昌谙熟这种政治游戏，回去后便使人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

的罪名具折弹劾李纲，指斥其大肆鼓吹防秋备边，乃为导致金军再犯的根源。

唐恪、耿南仲乘机摇唇鼓舌，林林总总地拼凑出了李纲“十罪”

。

以此种种弹劾为据，赵桓乃责授李纲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

宋朝典制，一般不杀大臣，对获罪大臣及谏官的严重处罚为“编管”

，即将其押送至穷山恶水处，交由地方官衙予以管制。

“安置”

较“编管”

为轻，但亦属流放性质，唯其人身自由程度稍稍强似“编管”

。

而所谓节度副使，则是个毫无意义的虚名。

赵桓认为，这个处置，已是看在往日功劳的分儿上，对李纲格外开恩了。

何栗、孙傅启奏李纲所受弹劾之罪名不实，被赵桓当堂驳回。

又有中书舍人刘珏、胡安国力谏不可远谪李纲，惹得赵桓性起，将他二人一并贬出京师，遂无人再敢稍加置喙。

李纲得旨，忧叹交加。

在政坛上屡经风吹雨打，对于罢官落职，他已看得比较寻常。

所忧叹者，是这事的缘由和后果。

“用舍进退，士之常，此不足道。

但国家艰难，宗社危急，扶持天下之势，转危为安几成，而为慵懦谗慝者坏之，为可惜也。”

在后来书写于长沙漕厅翠蔼堂的手记中，他曾以无限沉痛之笔，追录下了当时那种难以言说的心境。

当时既已罢知枢密院事，李纲自是不如当政时那么政闻通畅，然身居京畿，消息来源及传播途径甚多，天下大事总还是及时可闻。

关于金军倾巢出动卷土重来，东西战线均告吃紧，太原及一系列州县接踵沦陷等情况，他从友人口中都能知其大概。

虽然事变的趋势早在意料中，而形势恶化程度之快之重，还是使他感到了极大的震动。

金军此番的攻势较前者有过之无不及，而且由于太原失守，西线门户洞开，朝廷所面临之艰危更甚。

看来一场须倾全国之力与金人进行的殊死较量，又是在所难免了。

李纲知道，当此时，总会有人急于高念求和法咒，但他断定那管不了大用。

非战莫能言和，这是他确信不移的御敌之道。

而要论作战，张邦昌那帮人是指望不得的。

别看他们在萧墙之内能翻云覆雨，抗击外虏却是连童贯那点能耐都不如。

因此李纲揣测，他很可能会再度临危受命支撑危局。

在这种时刻担此重任，风险无疑极大。

以他对朝廷以及宋军现状的了解，深知这仗打起来必定是多方掣肘困难重重。

而且无论战事的结果如何，都将使他陷入危机四伏的境地。

打赢了，他功高盖主遭人忌恨；打输了，一切罪责悉归其身，说不定还会被朝廷抛出去充当向金人谢罪的替罪羊。

尽管如此，李纲还是做好了当仁不让的思想准备，而且盼望朝命速颁。

因为他实在看不出与金人存在什么有话好好说的可能性。

而如果迎战金军这件事迟早要落到他头上，那便宜早不宜迟，早一天动作，就多一份胜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