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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贺兰悲歌 第二节（第1页）

时间永远是最大的。

宋朝的熙宁十一年，夏国的大安四年，很快就过去了。

宋夏之间的战争，眼看着就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对于善忘的人来说，已经可以忘记他们不想记住的事情；但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耻辱却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

熙宁十二年的正月，宋朝与西夏，从表面上来看，除了西夏派出使者向宋朝皇帝拜贺正旦以外，双方都是在为各自的事情毫不相干地忙碌着。

宋朝在正旦的大典之后，由鸿胪寺卿正式告知辽使，宋朝决定接受了辽国的请求，双方在对方京城，互设常驻使节，辽国由此成为自高丽国以外获准在汴京常驻使节的第二个国家。

这件小小的事情，实际上传达了很多的信息：此时的宋朝，正在渐渐变得比以往更加自信，因此也更加开放。

不过，此事由鸿胪寺卿来传达，却也意味着对石越主导的官制改革的修订——当年官制改革之时，规定鸿胪寺负责藩属、国内少数民族、海外殖民地之事务，而不在朝贡体系之内的国家，如对辽国的外交事务，则归于礼部。

这种设置本是石越试图打破朝贡外交的一种尝试，今后的宋朝必将面临更宽广的世界，虽然宋朝当之无瑰地处于当时人类文明的顶峰，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只能有资格葡伏于它的脚下，古老的朝贡体系在石越看来，本就有修正之必要——正视你的竞争对手，什么时候都不会错。

而宋朝本来就视辽国为平等的“大国”

，朝贡体系在这里已经开了一道缝，因此石越便想巧妙的加以利用。

但是，很快，宋廷就发现了其中的不便：当时与宋朝交往的国家，仅仅只有辽国是宋朝认为可以平等相处的国家，其余诸国，连注辇国这样的天竺强国，都被习惯性的纳入了朝贡体系之内，虽然对海外更加了解的宋廷心知肚明那并非大宋的藩属，但是传统思维的惯性却让宋廷理所当然的将之纳入朝贡体系。

至于在石越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的了解日益增深之下，被宋朝许多士大夫承认可以与辽国相提并论的近西及泰西诸国（石越《地理初步》之地理概念，大抵西夏以西至中亚，称为西域，西亚至东罗马帝国称为近西，东罗马帝国以西，则为泰西），却并未与宋廷发生直接的官方交往，因此自然也被选择性的忽略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礼部主客司就显得特别的清闲，也特别的刺眼，朝野上下，几乎一致同意这是一个“冗司”

，终于，这个机构在熙宁十二年走到了它的尽头，宋廷首先决定将其事务全部并入鸿胪寺，在一个月后，就正式宣布裁撤主客司。

虽然石越始终坚持认为，国内之“蛮夷”

亦是宋朝之臣民，将其与辽国通聘并属于一个机构不伦不类，但是他也无法阻止这种历史的巨大惯性。

在宋廷看来，成为国家编户的“蛮夷”

自然可以归入户部管辖，但是那些羁縻州与不向国家纳税服役的“蛮夷”

，却只能归入朝贡体系之内，其与藩属不过是程度不同的区别而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句话，从来都不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它深入人心，并由此为文化核心，形成了古老的朝贡体系。

石越一方面沉迷于朝贡体系带来的既得利益——它使得宋朝对南海地区的经营名正言顺，在将高丽与南海诸国纳入华夏圈之时更加顺理成章——因为华夏文明掌握了整个地区的话语权，使得那些当事国都承认朝贡体系是天经地义的，在宋朝拥有足够实力的时候，这种观念带来的优势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能从心理上解除敌人的武装。

但另一方面，石越却清醒地知道，哪怕华夏文明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也不意味着其余的文明便没有自己的尊严。

人类文明并非是一座山峰，而是由群山组成，每个称得上“文明”

程度的人类社会，都可以有自己的山峰存在。

你可以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但是在心理上，你永远需要去正视你的竞争对手，否则，哪怕是再强盛的文明，总有一天，也会在高傲中迷失、堕落，被别人超越而毫不自觉，到那时候，便难免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古老的朝贡体系，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

但是石越既想享受其带来的好处，又试图保持其完整性，在其之外生硬地另立一个系统，就不会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了。

礼部的主客司，甚至连礼部尚书王硅都觉得极其别扭，而且在实际事务上，也造成了相当大的不便与职权重叠，其被裁撤，事实上反映了宋廷效率的提高与务实。

所以，连石越也对此哭笑不得，不知道这件事究竟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