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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第十四（第1页）

王照说：“中国之大，竟寻不出几个明白的人，可叹可叹！”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

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

王茂荫是晚清朝中为数不多的精通经济问题的官员，他敏锐地认识到货币的价格和价值相分离的特征，并上升到“以实论虚”

的理论高度，即坚持货币的金本位。

他是《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他有一句名言：“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

孙家鼐所说：“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

张之洞说：“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

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

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

1907年，陕西留学生党松年等人在东京创办《秦陇》杂志，请张凤翙写稿。

张说：“你们这些醋桶子用笔杆子革命，我们军人革命，要用枪杆子。”

一笑了之。

袁世凯自挽：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1916年11月8日，蔡锷溘然长逝，年仅35岁，去世前口授蒋百里代写遗电：“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三、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孙中山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辜鸿铭说：华夏文化的精神在于一种良民宗教，在于每个妇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丈夫，忠诚的含义包括帮他纳妾；每个男人都无私地绝对地忠诚其君主、国王或皇帝，无私的含义包括奉献出自己的屁股。

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林纾曾说：“古文之不当废，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

王国维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李大钊说：“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在最艰难的时候改造国运。”

丁文江最恨靠政治吃饭的政客，他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陈光甫说：“天地间事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

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

“上天不负苦心人，为社会服务，利在其中矣。”

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前，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了，两条腿都没了（其实他的腿并没有断），恐怕不行啦！

告诉小六子（张学良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

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林长民说：“做一个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之伟大非他，只是人类理性之伟大。

中国文化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