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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分社的奔驰230前几天才找回来。

偷车的枪毙了。

可打碎的玻璃由于禁运全巴格达也配不上。

据说这种1990型海豚奔驰的玻璃只有欧洲才有。

我们只好开丰田，可这辆破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过80公里就哆嗦。

车灯劈开雨雾，引擎盖上蒸汽腾腾。

老朱把油门踩到底，车轮在雨水中飞转，水花四溅，雨夜中持枪站立的军警一闪而过。

老朱已经接连三天没睡觉，此时仍睡非睡地问我：“刚才咱们关了煤气没有？”

一边问一边大口大口地吸烟提神。

我故意挪到车座右侧，抓紧安全带，生怕车子一个急转弯，滑出积水的路基。

8点12分，我们驶入萨达姆国际机场贵宾楼，老朱让我先去占位子，他去找地方停车。

足足有二百多记者挤在这里，在贵宾楼入口萨达姆像下的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了十几个摄影记者。

诺大的一个大厅被香烟熏得雾气腾腾，靠墙的地毯上，或躺或坐地黑压压一大片也是记者。

老朱用阿语向伊拉克人打听才知道，德奎利亚尔还没有到。

我们俩趁机紧靠在一起坐在墙旮旯，昏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条大汉正从我身上跨过去，我的头又晕又重，使劲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来。

人流正涌向门口，我抄起这把帮我站起来的椅子冲向门口。

几十个人在门厅挤成一团，摄像机、三脚架、铝梯交叉在一起，骂声连天。

我用力将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连竖大拇指。

军警已封闭了出口，命令记者列队进入临时准备的另一个小会场，见联合国秘书长一面。

我扔下椅子向墙边运动，紧贴着墙象壁虎一样往前蹭，直到摸着横在门口的铁栏杆。

我像那小胆子的白人记者一样，俯首贴耳规规矩矩，表示服从命令。

就在军警集中注意力推搡一位西方电视记者时，我出其不意地迈起左腿跨过栏杆，几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一行。

尽管听到背后士兵的怒骂和追赶我的皮鞋声，我佯装不知，紧贴着这帮贵宾往里走。

我知道这时没人敢开枪，即使他是神枪手，也不会来抓我，我后背上大写着“人民中国新华社”

。

何况身后还有上百名记者正等着出新闻哩。

不用说，我抢到了最好的位置。

美联社多米尼克在我后面好几排，他的个头只有一米七，而我有一米八三。

可惜我的闪光灯总是充不上电，没弄几下胶卷又拍到了头，我用牙咬着照完的胶卷，用右胳膊分开身边的压力，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摄影背心里的新胶卷，可刚到面前，后面一冲，眼看着手中的胶卷顺着前边一位金发女郎的脊背滑落在地。

我用牙缝说了声对不起，艰难地再装上一卷新的。

完事之后，多米尼克问我怎么样，我说“绝了”

。

午夜12点，睡眼朦胧的老朱帮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传出这张照片，可他们表示此时已停止办公，急得我嗷嗷叫。

经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还有他的摄影师大河源利男。

午夜1点，我们开车到了拉希德饭店，老朱一个瞌睡把汽车开上了人行道，饭店警卫紧跑过来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共同社很是帮忙，大河源立即将我的底片装上传真机，“AM120”

，河野帮我拨电话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没有线。

老朱已经困得睁不开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