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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冯友兰：不依不傍著新编（2）

父亲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从六十年代开始写的，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两册，但是，他要推倒以前的东西。

当时也有人劝他接着往下写，因为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担心他不能写完。

但是父亲不同意，他觉得只有从头写才能把他的真实思想表现出来。

当我走上人民出版社楼梯的时候，我的脚步很轻快：老人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

父亲终于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他晚年最为看重的大书《中国哲学史新编》。

1990年7月16日，我到人民出版社替父亲交稿。

我是一个人去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走上人民出版社楼梯的时候，我的脚步很轻快：老人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

出版社当时也很热心，很快把稿子的清样打了出来。

这部书的前六册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得都很顺利，但是第七册却至今没有在该社出版。

人民出版社曾要求我同意删去批评毛泽东的有碍文字，我拒绝了。

我想，这是一本学术著作，学术观点在发表后可以讨论。

（当时有些政协委员两次提出：人民出版社应该把冯先生的书出全。

政协委员的意见提出以后，得到答复，说第七编有问题，不能出。

后来我也曾经给李瑞环写信，但是却没有下文。

后来人民出版社几次找到我，要求我同意把书中的有关字话去掉，但是我坚决不同意。

直到现在，人民出版社也没能出版第七册，就是因为书中有对于毛泽东的批评。

其实父亲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只是一种学术上的观点，我觉得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让大家讨论，才算是百家争鸣。

）

父亲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曾经写道：这本书如不能出版，余则为王船山矣。

在解放之后，知识分子经过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的折腾，要经常否定自己以求过关，并且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

父亲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也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可是这次写完全是他自己的体会，自己真正认识到的思想，就是要写出他自己心里想说出的话。

到了后来，父亲越写越自由，越来越不依傍别人，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海阔天空我自飞”

。

张先生去世，我在花圈上写了两句话：“相逢在彼岸，继续论哲学。”

父亲不止一次说过：等书完成之后，有病也不必治了。

这话让人心痛，在父亲写作的过程中，作为女儿，我当然希望父亲尽快完成他的心愿，但是，我更担心的是，他在心愿完成之后身体会垮掉。

《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之后，我们建议他去写另一本著作《余生札记》，写一些他在文艺上的随感。

有时他的一些朋友来看望他，也总是提醒他还有一本没有完成的著作。

父亲和朋友们的交往是在“文革”

以后才渐渐恢复起来的。

在“文革”

期间，他们是不敢随便来往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引祸上身。

在父亲晚年，来看望他的，多是他的学生，和他同时代或者稍晚一些的朋友，大多已经凋落。

张岱年先生和父亲的交往相当的早，张先生从师大毕业之后到清华作助教，后来又和我的七姑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