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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第1页）

许多人会送给母亲书籍。

那些书她大多数都已经看过了，但她从不对送礼物的人这么说，她认为那样很不礼貌。

如果收到重复的礼物，她就会把多余的那份送给别人，但绝不会告诉送礼物的人她已经有这件东西了。

圣诞节的时候，同样的书母亲会收到好几本。

她会写一封热情的感谢信，再把书送给朋友和护士，或是放在公寓里的图书交换区。

没看过的书她也会收到很多本。

她会送给我一本，自己留一本，看完后也许再送给别人。

一月的读书会以三十七岁的作家莫欣·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揭开序幕，莫欣出生于巴基斯坦，后在美国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担任管理顾问的工作，于2001年搬去伦敦。

有两个人都将这本书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了母亲，尽管这本书已经是出版一年了，但很显然，这本书像是为她写的。

母亲一口气看完了，又跟我讨论了几个小时这本书谜一样的结尾。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普林斯顿大学的年轻学生，他想尽办法融入纽约生活，最后还是不得不返回巴基斯坦的故事。

这本书的独白部分很对母亲的胃口，读者可以透过主人公自己的话来了解他们的内心。

“9·11事件”

在书中也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所有人都想找回某件东西——死去的男朋友、一个可以接纳他的地方——然而回到过去已经不可能了。

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发生太多的事情了。

对于小说令人费解的结尾，我和母亲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我们再次回到了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的门诊中心的时候讨论了这本书，候诊室里挤满了人，我们只在电视区找到座位，我们压低嗓音，以免吵到别人看电视。

当电视屏幕上充满世界各地金融界噩耗的时候，我和母亲也会看一眼。

我们对《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的意见相差很远，那年我们常常争论很多事。

在小说的结尾，可以很明显看出两个人物会死掉一个，只是很难判断是哪一个而已。

我认为只有一个结局，只是现在还无法想透彻。

但母亲认为这种模棱两可的答案是作者故意安排的，因为你的选择会暴露出你内心的想法。

我现在相信母亲是对的，但那时候挺不高兴的。

尽管用了点时间我才接受这种模棱两可的结局，哈米德的小说让我重新对自己审视一番，哪些值得相信，偏见又是如何造成的。

在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大卫·罗德仍然没有音讯，这让人感觉尤其伤感。

母亲告诉我，大卫并不愚蠢，他不会跟一个他不信任的人出去，而且他对当地的了解和直觉都是一流的。

尽管如此，一个人还是可能因为不小心而犯下大错。

如此说来，政客们怎么知道在这个地区可以信任谁？军官们知道吗？当地的人又怎么知道我们中的哪个人值得相信？俄罗斯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即便选择相信美国人，那么又该去相信哪些人？

我跟母亲说起我小学二年级时的班主任，威廉太太。

那是1969年，当我们吵闹不休的时候，她就会对我们说：“孩子们，如果在这里你们都不能彼此好好相处，又怎么跟那些在越南北部的同胞们和平相处？”

尽管我才读小学二年级，也觉得这句话有点太天真了。

不过，威廉太太确实是对的。

我问母亲阿富汗和邻国还有没有希望，“当然，只是不能光用嘴巴说。

这是我们学到的一课。

你必须跟大家一起努力，通过与人共事的方式了解对方，你可能还是会判断错误，但这个方式会让你了解更多。

这个是真的，无论你身处何处都适用。”

母亲回答。

“可是你怎么才能知道哪些人值得一起共事呢？怎么才能在开头就避免犯错？”

我想起母亲作为妇女委员会理事长期间的旅行经历——在查尔斯·泰勒的叛军进攻时前往蒙罗维亚，去塞拉利昂、几内亚和科特迪瓦，在旅途中，她和同事必须判断该相信谁，该相信哪些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