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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悲痛（第1页）

大约二十年前，1988年的春天，当时母亲还是南丁格尔高中的校长，一天收到了一张明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亲爱的玛丽·安·施瓦尔贝，我是一名菲律宾修女，现在在泰国难民营工作，我需要您的帮助。

落款写着“玛特修女，仁爱修女会”

。

过了好几年，母亲才得知这位修女是如何知道她的姓名和地址的。

这既可以说是偶然的，也可以说是上帝的杰作，完全取决于你的宗教信仰。

事情是这样的：母亲的一个学生在泰国北部漫游，带着一堆明信片和一点现金，找不到邮局也不会说泰语。

后来他在街上偶遇了一位修女，觉得可以信任她，就请她帮忙寄信。

这位修女不仅是仁爱之女（母亲后来总喜欢这么说），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筹款人。

修女寄出了明信片，记下了母亲的地址。

母亲回复了那张神秘的明信片，也收到了玛特修女寄来的一封长长的信。

从此她们开始长达几年的书信往来。

玛特修女会在她的信件中附上残疾的赫蒙族儿童的照片，这些儿童住在泰国境内最大的老挝难民聚集地BanVinai。

那里有四万五千名难民，其中80％是妇女和儿童，严重残疾的儿童有上百名。

很快，玛特修女开始寄给母亲一些产品目录。

母亲会收到之后就付款买下那些物品，然后寄回难民营。

有时也会寄去二十美元、三十美元、一两本书，或订购一本杂志。

母亲招募她的学生收集书本、纸张和彩笔，寄给泰国难民营的儿童。

后来有一次，玛特修女给母亲的信像往常一样寄来，但内容有点不一样。

她不是向母亲募小额的捐款，而是要几千美元。

母亲立刻回信说她没有能力捐那样的数额。

母亲的信里可能表现出了些许的不悦，修女立刻回信道歉说她只是一名修女，对金钱没有什么概念。

她们继续通信，接着玛特修女在一封信中提起，她有一个朋友从菲律宾来难民营做志愿者，如果母亲想要帮助，但没有办法提供很多钱，那么也许她也可以来难民营帮忙。

我的母亲是个有条理而且谨慎的人，但也有很冲动的一面。

当看到玛特修女的建议时，母亲决定离开学校一个学期，去难民营工作。

妮娜那时正好快大学毕业了。

母亲和妮娜非常亲密，但那个时候她们正在经历母女间的小冲突，在很多事情上没法达成共识。

但她们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妮娜会跟着母亲去难民营工作。

当时我想，这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主意，就是最糟的。

我倾向于后者的可能性，父亲和哥哥也是这么想的。

她们还是坐飞机去了曼谷，然后坐在卡车后备箱，在夜里泥泞的路上坐了十二个小时。

“这叫什么事啊，我怎么把妮娜也扯进来了？”

母亲当时想。

后来她才意识到，她甚至从未考证过这位修女和难民营。

当她们到达难民营时才发现，这是她们见过的最为艰苦恶劣的地方。

母亲在日记里这样描述对难民营的第一印象：“到处都是飞扬的尘土，几千名衣不蔽体的孩子在看到外国人的时候，不是哭喊着就是躲起来，中间还掺杂着几百只肮脏的狗，鼻涕流得到处都是，头皮像是被烧过，浑身上下满是伤痕。”

母亲和妮娜在她们即将要服务的康复中心，遇到的第一批孩子是四个聋哑女孩，她们负责做饭，母亲和妮娜很快就喜欢上了她们。

四个阳光女孩非常乐意更多的人来帮助。

康复中心里有许多孩子不能爬，有些连动都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