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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如果艺术能教给一个人什么东西（首先是教给一位艺术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

作为一种最古老，也最简单的个人投机方式，艺术会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独特性、个性、独处性等感觉，使他由一个社会动物变为一个个体。

许多东西都可以分享，如面包、床铺、信念和恋人，但是一首诗，比方说勒内·马里亚·里尔克的一首诗，却不能被分享。

艺术作品，其中也包括文学作品，尤其是一首诗，是单独地面向一个人的，与他发生直接的、没有中间人的联系。

正由于这一点，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民众的统治者和历史必然性的代言人们大都不太喜欢一般的艺术，其中也包括文学，尤其是诗歌。

因为，在艺术走过的地方，在诗被阅读过的地方，他们便会发现冷漠和异议取代了期待中的赞同与众口一词，在发现怠慢和厌恶取代了果敢行动。

换句话说，在那些公共利益的捍卫者和民众的统治者们试图利用的许多个零之上，艺术却添加上了“两个句号、一个逗号和一个减号”

，使每一个零都变成了一张小小的人脸，尽管这脸蛋并不总是招人喜爱。

伟大的巴拉丁斯基在谈到自己的缪斯时，说她具有“表情独特的脸庞”

[4]。

获得这种独特的表情，这或许就是人类存在的意义，因为对这一独特性我们似乎已经做好了基因上的准备。

一个人成为作家或是做了读者，这无关紧要，他的任务首先就在于，他要过完他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外力强加或指定的、看上去甚至最高尚不过的一生。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将以什么结束。

在对别人的外貌、别人的经验的重复中，在同义反复中耗尽这唯一的良机——这将是令人遗憾的，更令人难受的是，那些历史必然性的代言人们——人们遵循他们的教导已准备赞同这种同义反复——却不会和人们一起躺进棺材，也不会说声“谢谢”

。

语言，我想还有文学，较之于任何一种社会组织形式都是一种更古老、更必要、更恒久的东西。

文学对国家时常表现出的愤怒、嘲讽或冷漠实质上是永恒——更确切地说是无限——对暂时、对有限的反动。

至少，文学有权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

政治体系、社会构造形式和任何一种体系一样，确切地说都是逝去时代的形式，逝去的时代总是企图把自己与当代（时常也与未来）硬捆在一起，而以语言为职业的人是最最无法忘记这一点。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国家方面的可能的（时常是实在的）迫害，不如说是他有可能被国家的面容所催眠——不论是丑陋畸形的还是渐趋好转的，这样的面容却终究都是短暂的。

国家的哲学，国家的伦理学，更不用说国家的美学了，它们永远是“昨天”

；而语言、文学则永远是“今天”

，而且时常甚至是“明天”

，尤其在这一或那一政治体系地位正统的情况下。

文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它能帮助一个人确定其存在的时间，帮助他在民众中识别出自我，无论是作为先驱还是作为常人的自我，使他避免同义反复，也就是说，避免那冠有“历史之牺牲”

这一可敬名称的命运。

包括文学在内的一般艺术愈是出色，它和总是充满重复的生活的区别就愈大。

在日常生活中，您可以把同样一个笑话说上三遍，引起三次笑声，从而成为交际场合的主角。

在艺术中，这一行为方式却被称为“陈词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