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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归责 32（第1页）

阿根廷，门多萨

在阿姆斯特丹，加百列听完了莉娜·赫茨菲尔德的证言。

现在，在安第斯山脉脚下这个宽敞的露台上，他又为库特·沃斯唯一的儿子做了同一件事。

彼特·沃斯选择从1982年10月的那个晚上说起。

那晚，他母亲打电话来通知他父亲去世了，让他回巴勒莫的家里去。

她有一些事情要告诉他，她说，是与他父亲和战争有关的一些事，他需要知道。

“我们坐在我父亲的病榻前，聊了好几个小时。

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是我母亲在说话。”

沃斯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主要负责听。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了解父亲罪孽深重。

她跟我说，他曾利用手中的权力敛取财富。

她告诉我他是如何在把犹太人送往奥斯维辛、特雷布林卡和西伯利亚之前，把他们洗劫一空的，又是如何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雪夜，用一个小孩的命换来了一幅伦勃朗肖像画。

最为糟糕的是，这世上还留有证明我父亲罪行的证据。”

“证明他通过胁迫的方式取得伦勃朗？”

“不光是这个，艾隆先生。

有证据表明他从世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中谋取了暴利。”

“什么样的证据？

“最不利的那种，”

沃斯说，“书面证据。”

与大多数党卫军成员一样，彼特·沃斯继续说道，他父亲保留了一份精细的记录。

集中营的长官保留了大量记录他们罪行的材料。

党卫军上尉库特·沃斯的手里则握着一本收支簿，上面详细地记录了他的每一笔非法交易。

他在瑞士开了几十个账户，存储他的交易所得。

“几十个，艾隆先生。

我父亲的财产太多了，他觉得把它们都存在一个账户里容易引起别人怀疑。”

当盟军开始从东西两边夹击柏林，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库特·沃斯把各种分类账全部集中到一个文档里，上面详细地记载了每一笔财产的来源和对应的账号。

“他把钱藏在了哪里？”

“苏黎世的一个小型私人银行。”

“账号单呢？”

加百列问，“他把单子放哪里了？”

“把账号单留在身边太危险了，它既关系到一笔巨额财富，又相当于一份书面起诉状。

所以我父亲把它藏在了一个他以为永远都没有人找得到的地方。”

此刻，加百列恍然大悟，他明白了。

他其实在格拉斯顿伯里见过那份证据，它就在克里斯托弗·利德尔电脑里的那些照片上——距离亨德里吉左肩几厘米的油画表面有两条细线交会在一起，一条是笔直的竖线，一条是笔直的横线。

库特·沃斯把《年轻女人的画像》当作一个信封，一个估计是史上最昂贵的信封。

“他把它藏在了伦勃朗的画里？”

“没错，艾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