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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别之前，先在背景上应有若干认识。

　　上面提及，一国两制因企图现代化而产生。

元朝立国于13世纪至14世纪，此时中国是否已曾现代化可能引起争执。

哈佛教东亚史的专家赖世和与费正清，在他们的标准教科书内提及中国〃前期的现代〃已在晚唐来临，亦即在8世纪至9世纪间。

他们所持的理由乃是此时中国社会稳定，所有的组织制度也已整体化，又能彼此平衡。

这和〃古典时代〃的中国前后不同。

这样说来元朝确已进入现代了。

他们的立论不是没有独到的眼光，只是用词缺乏坚定性。

所谓〃稳定〃、〃整体化〃和〃平衡〃都是抽象字眼，不可捉摸。

用之在历史里树立里程碑，不能令人完全置信。

　　我个人认为中国传统时代极长。

中国早已进展到现代化之门前，甚至比很多国家早好几个世纪，可是虽叩关仍不得其门而入。

究其原因乃是中国早已发现用数学公式处理国事之大前提，她却始终不能引用真实的数目字，元朝的情形亦复如此。

　　租庸调制承袭于北魏暨李唐王朝，其先决条件为土地国有，全民通过〃均田〃的一段层次，每家每户都按人口及耕作力据有配有耕地。

于是，税收采取〃包束式〃，租为谷物，庸是不付工资的劳力，照例每人每年20天，调为纺织品，普通用麻布缴纳。

其税率全国一致，各家户按丁数乘基本数付税，或以一夫一妇为一〃床〃而按床缴纳。

事实上均田很难按实做到，各家各户的田地也有高低，只是因其税率极微，一般农民不难照办。

换言之，租庸调取其明白简单，不仔细计较内部之公平。

在一种原始型的农村经济之间，佃农不成为重要因素的话，可以通行无阻（关于租庸调的解释，历来考证的结果意见分歧，这里只概示与其他税制最大不同特点。

　　两税为夏税与秋粮，各在收成期间征收，以田地的亩数为根据，也因肥瘠而高下，亦即税收与各家户之收入成比例。

一般情形，较依租庸调之包束式的收取为多。

　　元朝之南北两制有其历史上及地理上之原因。

当蒙古人进占华北时，这整个地区已经契丹、女真等半游牧民族割据一百多年，这些民族已将当地胡汉混同的人口编为各种公社。

虽说我们无从确定当日土地占有之详情，只是契丹、女真之民政兼具半军事性格，可见得其政权能直接控制绝大多数之小自耕农（契丹与女真对华北户口的管制之概况，见《辽史？兵卫志》所叙〃蕃汉转丁〃及〃五京乡丁〃及《金史？食货志》内所叙之〃猛安谋克户〃。

　　，于是征兵筹饷都以极短线条的途径直接输纳于军中。

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没有不欢迎这动员容易之制度的理由。

　　可是华南地形复杂，耕作物品类繁多，上述包束的税制碍难通行。

况且南宋已在此间定有完整之税制，如果将其税收底账放弃，一切重来，未免花费。

所以元世祖忽必烈于公元1282年诏令全部地区一切如旧，自此一国两制成为事实，终元季之世，只有局部修订而从未全部放弃。

　　再则在忽必烈之前，蒙古人已采用他们在草原地带的办法，将征服的部落发配贵族王子为奴，他们在中国也有如是之封禄称为〃投下〃。

直到忽必烈采用南宋体式之政府实行中央集权，才诏令废止此等小单位，但是《元史？食货志》仍载有150个皇子公主及功臣等的采邑。

他们封到的户口，少只有三户五户，多至10万户。

根据法令，食邑者只能派经理人员至地方政府，接受纳税所得，不能据地产为庄园，或执人口为农奴。

可是如此重复的编派，在体制上至为紊乱。

　　忽必烈本人执政也多矛盾。

他在并吞南宋时希望结纳南方人心，于是诏令凡宋廷额外征派一律罢免。

在纸面上元朝税率极低，可是事实上非正规之差派仍是纷至沓来，有如征日本时造船之征发，在忽必烈统御期间他经常需要扩充财政与税收，因此曾牺牲手下三个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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