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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莉（第1页）

那年秋天我们谈到了死亡。

我们的死亡。

那时富兰克林八十三岁，我七十一岁，我们自然为葬礼（我们决定不办）和在已经买好的一块地上的安葬（立即下葬）做了安排。

我们决定不火化，这种做法在我们的朋友中间非常流行。

没被安排的只剩下实际的死亡，那交由天意决定。

一天，在离住处不远的乡下开车转悠时，我们发现了一条以前不知道的路。

那里的树——枫树、橡树和其他的树——非常高大，但都是次生林，说明那一片地曾经被开发过。

一度是农场和牧场，曾经盖过房子和牲口棚。

但没有留下丝毫痕迹。

路没有铺柏油，但并非没有人走。

看上去似乎每天都有几辆车经过。

也许有卡车把这条路当作捷径。

这很重要，富兰克林说。

我们绝不想躺在那里一两天，乃至一个星期，都不被发现。

我们也不想留下一辆空车，而警察不得不徒步穿过树林，寻找可能被郊狼侵吞后残留的骸骨。

而且，那一天不能太阴沉。

没有雨也没有初冬的雪。

树叶已经开始变色，但还没有落下来很多。

一切涂上了金黄色，就像那天一样。

但也许不应该有阳光，否则金色的阳光和迷人的天气会让我们感到自己像破坏者。

关于遗言我们有不同的想法。

也就是说，关于我们是否应该留下遗言。

我认为应该给人们一个解释。

他们应该被告知不存在不治之症的问题，不存在阻碍我们正常生活的侵袭的病痛。

他们应该得到保证，这是一个清醒的，也许几乎可以称为轻松的决定。

在最合适的时间离开。

不。

我收回。

那太轻率。

是一种侮辱。

富兰克林认为任何解释都是一种侮辱。

不是对别人，而是对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

我们属于自己，属于对方，任何解释都让他觉得是假意哭诉。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仍然倾向于反对。

正是这个事实——我们意见不一致这个事实——似乎让他不再考虑这种可能性。

他说这是个愚蠢的想法。

他没关系，但我太年轻了。

等我七十五岁时我们可以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