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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

芭芭拉说，“我会在纽约待上一两天。

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一声。”

她能听到电话另一端的背景音，那是工厂里重重叠叠的噪声。

接线员在车间找马特·扎列斯基那会儿，芭芭拉已经等了好几分钟；这会儿，马特大概已经在靠近流水线的地方接了电话。

她父亲问道：“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为什么非得待在那里？”

她轻描淡写地说：“哦，经常的事。

在代理处处理客户的问题，要开几个关于明年广告的会，他们需要我待在这里。”

芭芭拉不厌其烦地解释。

其实她真的不必解释，好像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晚回家得要请示家长似的。

就算她要在纽约待上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甚至一辈子，其实，现在也只是她自己的事情。

“你就不能晚上回来，早上再去吗？”

“不能，爸爸，我不能。”

芭芭拉不希望这番对话再一次演变成争吵。

然后，还要强调自己已经29岁，法律上已经成年，也已经参加过两次总统选举投票，而且也已经有一份既稳定又是自己擅长的工作了。

正是这份工作使她经济独立，所以她如果想要出来单独住，随时都可以。

不过，她还是选择和父亲住在一起，因为她知道母亲去世以后，父亲一个人很寂寞，她不想再雪上加霜了。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

“周末肯定能回家。

在这之前，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当心你的溃疡。

对了，你的溃疡怎么样了？”

“我都忘了。

要想的事情太多，顾不过来了。

今天一早，我们厂里发生了一点儿麻烦事。”

听起来他挺紧张的，芭芭拉心想。

所有和汽车行业沾边的人都有体会，也包括她自己。

不论你的工作是在车间，还是广告公司，或是像芭芭拉一样做设计，最终都会尝到焦虑与压力的滋味。

眼下，正是这种滋味迫使芭芭拉·扎列斯基意识到，自己得放下电话回去和客户开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