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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10年后，这件事真成了我的一个福音。

说真的，我认为扫盲运动是大跃进年代做的唯一一件好事。

1968年，我去北大荒，在养猪场工作了几年之后，越来越觉得孤独和迷们。

似乎整个世界都行色匆匆，乘着时代列车，满怀豪情奔向前方，惟有我原地徘徊，坐井观天，寻不到理解，找不到知音。

连父母都形同路人，他们的来信和报纸的社论一个腔调，大谈什么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

再加上我对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悔恨交加，一时间，万念俱灰，只觉得四面楚歌。

幸好还有老二姨不断给我写信。

她的信总是很短，很简单，说她想念我，日夜盼望我回来，母女们能再团圆。

这些信错字连篇，却温暖着我的心，赋予我继续生活的勇气。

我简直不敢设想如果二姨当年那阵子没学会写信，我还能不能有今天，也许孤独和绝望早逼我走上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了。

8　饥馑之年

1959年，天灾人祸席卷大地，大跃进不了了之。

然而也有很多人把大跃进看作是这场灾祸的诱因。

且不论孰因孰果，到了是年末，粮食突然严重短缺，猪肉、鸡、鱼、糖、点心、干果鲜果、罐头食品、菜蔬……，一句话，凡是可吃的东西，全都从货架上消失了。

很快食物开始凭五花八门的票券供应，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制品票。

糖票、烟票、布票、棉花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每一票证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票券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钱不再是万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知，准得气得再死一回。

如今是没有票证，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钱，照样什么都买不到。

那么票又从何而来？是从人们的城市户口来的。

一时间，派出所颁发的这张小小的白纸片儿，突然变作了无价之宝，城里人没有它简直没法生存。

而农民却什么票也领不到，他们种了粮食除了养活自己，还必须向政府交售公粮。

全国各地的票券还不一样，河北省的粮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

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人口流动越来越难，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还相对容易，要想从农村和小城市调往大城市，特别是调进北京和上海，简直难于上青天。

这样一来，小老百姓就只好“安土重迁”

，而各级政府官员则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期间，什么权力，什么自由，大家一时且顾它不上，怎样才能填饱肚子，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饥荒的年头，大伙儿的胃突然变作了无底洞。

吃得越多，饿得越厉害。

饥肠辘辘，共产主义的美梦也搁浅了。

有粮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个月能平价买上约莫30斤粮食，儿童的定量因年龄而异。

除粮食之外，每人每月还能摊上小半斤肉、几只鸡蛋、4两油和若干豆制品，这些定量大多还得看供应的情况。

有些时候某些鱼和猪下水不凭票，到货就卖。

这种消息在大院里通常传得比野火蔓延还快，邻居朋友奔走相告，人们抓起竹篮，一路小跑，马上店里店外就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龙，长龙慢慢儿蠕动。

二姨和我先轮流排，待得转了几个圈子，过了两三个小时，快到柜台时，我们俩便都加入进来老老实实排着，这样我们便能买双份儿。

排队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风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东西却卖完了。

这时后边的人们都会懊丧得大呼小叫：“哎呀，怎么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