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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员。

本想考北京大学，慕的是它的“国故”

，但家贫拿不起路费和学费，只好就近考进了不收费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

我很失望，教师还不如桐城中学的。

除了圈点一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略窥中国文字学门径之外，一无所获。

读了一年之后，就碰上北洋军阀的教育部从全国几所高等师范学校里考选一批学生到香港大学去学教育。

我考取了。

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我就在这所英国人办的大学里学了一点教育学，但主要地还是学了英国语言和文学，以及生物学和心理学这两门自然科学的一点常识。

这就奠定了我这一生教育活动和学术活动的方向。

我到香港大学后不久，就发生了五四运动，洋学堂和五四运动当然漠不相干。

不过我在私塾里就酷爱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颇有认识新鲜事物的热望。

在香港还接触到《新青年》。

我看到胡适提倡白话文的文章，心里发生过很大的动荡。

我始而反对，因为自己也在“桐城谬种”

之列，可是不久也就转过弯来了，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古文和文言，自己也学着写起白话来了。

我在美学方面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用白话文写的。

写白话文时，我发现文言的修养也还有些用处，就连桐城派古文所要求的纯正简洁也还未可厚非。

香港毕业后，通过同班友好高觉敷的介绍，我结识了吴淞中国公学校长张东荪。

应他的邀约，我于一九二二年夏，到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英文，兼校刊《旬刊》的主编。

当我的编辑助手的学生是当时还以进步面貌出现的姚梦生，即后来的姚蓬子。

在吴淞时代我开始尝到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滋味。

我听过李大钊和挥代英两先烈的讲话。

由于我受到长期的封建教育和英帝国主义教育，同左派郑振铎和杨贤江，以及右派中国青年党陈启天、李磺等人都有些往来，我虽是心向进步青年却不热心于党派斗争，以为不问政治，就高人一等。

江浙战争中吴淞中国公学被打垮了，我就由上海文艺界朋友夏丐尊介绍，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英文，在短短的几个月之中我结识了后来对我影响颇深的匡互生、朱自清和丰子恺几位好友。

匡互生当时和无政府主义者有些往来，还和毛泽东同志同过学，因不满意春晖中学校长的专制作风，建议改革而没有被采纳，就愤而辞去教务主任职，掀起一场风潮。

我同情他，跟他一起采取断然态度，离开春晖中学跑到上海去另谋生路。

我和他到了上海之后，夏丐尊、章锡深、丰子恺、周为群等，也陆续离开春晖中学赶到上海。

上海方面又陆续加上叶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陈之佛、刘大白、夏衍几位朋友。

我们成立了一个立达学会，在江湾筹办了一所立达学园。

开办的宗旨是在匡互生的授意之下由我草拟后正式公布的。

这个宣言提出了教育独立自由的口号，矛头直接针对着北洋军阀的专制教育。

与立达学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还有由我们筹办的开明书店和一种刊物（先叫《一般》，后改名《中学生》）。

“开明”

是“启蒙”

的意思，争取的对象是以中学生为主的青年一代。

这家书店就是解放后由叶圣陶在北京主持的青年书店，即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前身。

我把上海的这段经历说详细一点，因为这是我一生的一个主要转折点和后来一些活动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