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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哥舒翰闻讯大惊，立即上书玄宗，认为：“安禄山久习兵事，现在公开叛唐，欲攻长安，不可能不设防。

一定是用羸弱之兵来引诱我们，如果出兵，正中其计。

再说叛军远来，利在速战，我军据险扼之，利在坚守。

何况叛军残虐，失去人心，兵势日蹙，将有内变，那时乘机攻击，可不战而胜。

现在诸道兵还未集，形势对我们并不十分有利，应该缓以待之。”

从奏表上看，哥舒翰与当初高仙芝、封常清二人守潼关时的观点完全是一样的，都是主张坚守潼关，然后派朔方军北取范阳，占领叛军老巢，促使叛军内部溃散，这一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策略在当时是切实可行的。

不仅是哥舒翰，就连身处河东前线的朔方军主将郭子仪、李光弼也持相同的观点。

二人在奏书中说：“翰病且耄，贼素知之，诸军乌合不足战。

今贼悉锐兵南破宛、洛，而以余众守幽州，吾直捣之，覆其巢窟，质叛族以招逆徒，禄山之首可致。

若师出潼关，变生京师，天下怠矣。”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八·哥舒翰传》）主张派大军直捣安禄山老巢范阳，俘获叛军妻子以为人质，叛军内部必溃。

颜真卿也上言道：“潼关险要之地，屏障长安，固守为尚。

贼羸师以诱我，幸勿为闲言所惑。”

其它反对哥舒翰出战的奏章也如雪片般飞向玄宗的案头。

二　　潼关内讧（6）

就在玄宗迟疑不决的关键时刻，杨国忠却怀疑哥舒翰不肯出兵是意在谋己，为了调虎离山，立即对玄宗说：“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玄宗久处太平盛世，不懂军事，于是轻信了杨国忠的谗言，连续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战，以至往来使者“项背相望”

。

不久，又下手敕严厉指责哥舒翰说：“卿拥重兵，不乘贼无备，急图恢复要地，而欲待贼自溃，按兵不战，坐失事机，卿之心计，朕所未解。

倘旷日持久，使无备者转为有备，我军迁延，或无成功之绩，国法具在，朕自不敢徇也。”

并派宦官边令诚前去督战。

玄宗已经完全失去了年青时的精明头脑，急于求成，对敌我力量对比作了错误的判断，加之听信谗言，刚愎自用，驱使唐军自寻死路。

备受压力的哥舒翰见皇帝降旨严厉切责，知道势不可止，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初四领兵出潼关。

出关前，哥舒翰似乎已经预料到此战必然失败，不禁抚膺恸哭。

兵法云：“将能而君不驭者胜。”

而现在哥舒翰处处受到朝廷的掣肘，明知不该轻易出关，却因被诏命所迫，不得不出战。

可以说，他是怀着视死如归的悲痛心情踏上了征程。

从根本上说，失败将不可避免。

唐军主帅的阵前痛哭，昭示了一个王朝无可奈何的没落。

六月初七，哥舒翰军与叛军崔乾祐部遭遇在灵宝西原（在今河南省西部）。

六月初八，两军交战。

灵宝南面靠山，峰峦陡峭；北临黄河，波涛汹涌；而中间是一条70里长的狭窄山道，可谓是用兵的绝险之地。

崔乾祐预先把精兵埋伏在南面山上，自领老弱病残兵与唐军交战，且战且走，以为诱敌之计。

哥舒翰与行军司马田良丘乘船在黄河中观察军情，看见崔乾祐兵少，就命令大军前进。

王思礼等率精兵5万在前为前锋，庞忠等率10万大军殿后，哥舒翰自己率领3万人在黄河北边的山头上观战，并击鼓助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