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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旅馆房间里，打开一本平装的《圣徒字典》信手翻阅。

我发现自己在看圣玛丽·戈雷蒂的故事。

她1890年生在意大利，十二岁时，有个年轻男子开始向她求爱。

后来他企图强暴她，以死威胁她听命于他。

她不肯，他便杀了她，拿刀在她身上一刺再刺。

她二十四小时之后才死。

经过八年毫无悔意的囚禁，杀她的凶手萌生忏悔之心，我读到。

服刑将满二十七年时，他被释放。

1937年圣诞节那天，他想尽办法要和玛丽的寡母并肩共领圣餐。

从此以后，他一直是要求废弃死刑的人最常引用的案例。

我永远能在那本书里找到有趣的东西。

我到隔壁去吃晚餐，但没什么胃口。

服务生说要把我吃剩的牛排打包，我告诉他不必费事。

我绕过转角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坐在后头角落里的桌子。

几天前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凯尔·汉尼福德星期二走进我的生活，而现在是星期六。

感觉上好像远远不止这么几天。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星期二才开始的，但事实上，事情的起头远早于那天。

我啜饮波本咖啡，心想到底能回溯到多久以前。

在过去的某一点上，这一切或许就注定要发生，但我不知道那一点究竟是什么时候。

有那么一天，理查德·范德普尔碰到温迪·汉尼福德，而那当然可以算是某种转折点，但也许他们各自的结局早在那天之前就已成定局，而他们的碰面只是要促成那最终的结果。

也许一切要归源于更早以前——罗伯特·布娄死在韩国那天，弗朗西丝·范德普尔在浴缸切开静脉的时候。

也许是夏娃的错，谁叫她乱吃苹果，制造麻烦，让人类得到分别善恶的知识，以及经常做出错误抉择的能力。

“请小姐喝杯酒？”

我抬起头。

是特里纳，没穿制服，脸上的笑容在研究过我的脸后逐渐消失。

“嗨，”

她说，“你神游哪儿去了？”

“内太空。”

“想一个人静一静？”

“刚好相反。

你是不是要我请你喝一杯？”

“刚才是有过那么个念头。”

我招手叫来服务生，为她点了杯威士忌苏打，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杯。

她谈到前一天晚上服务的几个阴阳怪气的顾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