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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起床时天色仍暗，上床时的头疼现在又原封不动带下床来。

我走进浴室，吞下两颗阿司匹林，然后强迫自己花点时间站在热水莲蓬头下。

等我擦干身体换上衣服，头疼已经去了大半，天际也开始现出曙光。

我的脑子还塞满前一天晚上谈话的片段。

我从布鲁克林回来时头痛欲裂，口干舌燥。

我止渴的功夫做得比止痛彻底许多。

我记得和前妻安妮塔谈话的大概——儿子们都好，他们当时已经入睡，他们想来纽约看我，如果方便的话也许在此过夜。

我说很好，但我目前手头有个案子待办。

“鞋匠的孩子永远光脚丫。”

我告诉她。

我想她大概没有听懂。

我抵达阿姆斯特朗酒吧时，正好赶上特里纳下班。

我请她喝两杯威士忌苏打，跟她约略提到我的案子。

“他母亲在他六七岁的时候过世，”

我说，“这我一直不晓得。”

“知道又怎么样呢，马修？”

“不知道。”

她离开后，我独自坐着，又喝了几杯。

本想吃个汉堡再走，但他们已经关了厨房，我不知道我是几点回到房间。

我没注意，或许是不记得。

我到我旅馆隔壁的火焰餐厅吃早点，喝了不少咖啡。

我本打算打到汉尼福德的办公室，但想想不急。

克里斯多福街邮政分局的一名职员告诉我，转寄地址通常他们只保留一年。

我建议他查阅过期档案，他说那太花时间，而且不是他的分内工作，再说他又工作过量。

我看他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破天荒第一个工作过量的邮政人员。

我接过他这招暗示，偷偷塞了张十元钞票给他。

他似乎颇为惊讶，可能是因为钱数，也可能是因为我没叫他挨顿臭骂。

他闪进里头一个房间，几分钟后就拿到玛西亚·梅塞尔在东八十四街、靠近约克大道的地址。

那是栋高楼，有地下停车场。

休息室可以媲美小型机场的大厅，有个小瀑布，配上碎石和塑胶植物。

房客名册上，我找不到姓梅塞尔的，门房也从没听过她。

我找到管理员，他马上认出这名字。

他说她几个月前结婚搬走了，现在是杰拉德·塔尔太太。

他有她在马马罗内克的地址。

我从韦斯特切斯特区的询问处要到她电话，然后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