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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范德普尔牧师不想见我。

“找我的记者太多了，”

他告诉我，“我拨不出时间给你，斯卡德先生。

我对我的会众负有重任。

空闲的时间，我得专心祷告和静思。”

我知道这种感觉。

我解释说我不是记者，我说我是受雇于凯尔·汉尼福德，受害者的父亲。

“原来如此。”

他说。

“我不会占用你多少时间的，范德普尔牧师。

汉尼福德先生痛失爱女，就跟你痛失爱子一样。

事实上，他可以说是在他女儿遇害前就失去她了。

现在他想再多了解她一点。”

“我恐怕没办法提供什么资料。”

“他告诉我他想亲自见你，牧师。”

沉寂良久。

有一会儿，我还以为电话坏了。

然后他说：“你的要求我很难拒绝。

今天整个下午我恐怕都得处理会堂事务，也许晚上？”

“没问题。”

“你有教堂的地址吧？牧师会馆就在隔壁。

我会等你，呃……八点行吗？”

我说八点可以。

我又翻出一枚一角硬币，查了个号码拨过去，这回跟我讲话的人提起理查德·范德普尔可就健谈多了。

事实上，这通电话似乎让他放下了心里的一块石头，他还要我马上过去。

他名叫乔治·托帕金，跟他弟弟合开了托氏兄弟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在麦迪逊大道，四十几街附近。

墙上裱框的毕业证书，证实他是二十二年前从市立大学毕业后，进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继续攻读。

他矮小清秀，肤色黝黑。

他让我坐在一张红色的大皮椅上，问我要不要咖啡。

我说好。

他按一下对讲机，要他秘书给我们一人一杯咖啡。

他告诉我，他和他弟弟什么案子都做，但重点放在房产。

他接的刑事案件（除了帮老顾客做的一些小事情外）都是法庭指派下来的。

而这些大部分也是小案子：抢皮包、轻度攻击、私藏毒品——直到法庭指派他担任理查德·范德普尔的辩护律师。

“我原本以为会被解聘，”

他说，“他父亲是牧师，想来他应该会找个刑事律师取代我。

但结果我还是见到了范德普尔。”

“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星期五快傍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