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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与李建军、摩罗先生商榷
2000年,周实先生执掌《书屋》时,我读到一篇文章,洋洋数万言,说的都是汉语不行,早已过时了,应当和世界并轨,以拼音代替。
我当时就很不同意,把意见去信告诉了周实。
2001年,摩罗兄在《大学生》、《粤海风》上撰文呼吁,“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
,并在《因幸福而哭泣》书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2003年,我和李建军兄同时受友人之托,写批评贾平凹先生的文章,都有三万来字,我的题目是《乱弹贾平凹》,写了平凹好的方面,也批评了他的不足,评了他的中短篇小说、散文,也评了他的长篇小说,如《废都》、《浮躁》、《高老庄》等。
我高度赞扬贾平凹的语言,尤其是他写景、描摹某些细节心理上的文字,单这方面看,可以直追《红楼梦》,深得《红楼梦》、《金瓶梅》、唐宋八大家和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美文”
传统或文言传统真谛。
其有关不足的地方,如贾平凹的缺乏现代人精神、品格,有些小说细节设计上的可疑不真等,我和李建军不约而同都谈到了。
但由于李建军只批评《废都》,侧重点也和我不一样,有些问题我注意了,他未涉及,有些问题他注意了,我未涉及,这是情理中的事。
不过,我们居然也有得出了完全相反结论的,这就是他把《废都》批得一无是处,尤其用统计的方法,批评了《废都》的语言,那简直就不能要了。
李建军的大作写成后,一拆为三,分别在2003年第三期的《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同时发表,很快又把它们都给我寄了来,我看后觉得很痛快,从他的角度说,有理有据,咄咄逼人,也人木三寸。
可我的结论,为什么和他那样不一致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2003年7月25日,《文艺争鸣》的编审朱竞女士来京,约了资深编辑、作家岳建一老师和我们聚面,“蒋泥遭遇李建军”
,席上我们为这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谁都说服不了谁。
朱竞就要我写成文章,来和李建军“争鸣”
。
岳建一老师则在中间笑道:李建军从文本出发,走的是纯粹语言或语法分析的批评家路数;蒋泥本身搞创作,读诗不少,走的是文学家的路数,被贾平凹文字里的诗性、灵气打动了。
而且,朦胧诗和中国古诗里的不少句子,是无法用语法来分析的。
这番话一语道破批评的两条路数——学者的路数和作家的路数。
作家是讲悟的,学者是讲理的,就有了分别和差别,从各自的路数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错。
作为优秀的学者,李建军的一个主要看法是,贾平凹的语言是死的语言,想当然的语言,至多来自书本,生活里再也没有了;他在细节安排上的失真,使作为外壳子的语言,同样要不得。
我发现,李建军的立论依据,是以目前的生活语言前提的。
但问题正如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过的那样:“五四”
运动前后,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提倡、推进白话文运动,功绩不谓不大,但他们把白话文置于文言文以外,并认为二者“水火不容”
,此后几十年,中国大陆的作家们太相信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了,他们“迷胡不化,把我们中国美好的语言传统,弄成个那样不堪一读的,不三不四的东西”
。
这并非虚辞。
只要读读那时候的文章和时下之笔墨涂鸦,尤其那些“土八股”
、“洋八股”
等,即立现高下。
中国汉字经过几千年锤炼,已经积淀了丰富的文化气蕴,它是感悟的、包含人性美的文字,吟诵中自有意韵。
周作人就说,汉字的特点是游戏性、装饰性与音乐美。
汉字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形象的、感悟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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