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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第2页）

“我起不来。”

“你说什么？”

大卫显得很害怕。

“我不能……动了。”

他得了小儿麻痹症。

当然，淋雨并不是得病的原因。

但莫里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不会知道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看着弟弟去一个专门的诊所治疗，两脚不得不戴上护套以致留下了跛脚的后遗症——莫里一直在自责。

于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去犹太教堂——独自一人去，因为他父亲不是个教徒——站在那些身穿黑长袍、身子不停晃动的人中间，祈求上帝保佑他死去的母亲和患病的弟弟。

下午，他站在地铁下面叫卖杂志，把挣来的钱交给家里买吃的。

晚上，他瞧着父亲默默地吃着东西，企盼有——但从未得到过——一点感情的交流和关心。

九岁的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但就在第二年，莫里得到了感情的补偿：他的继母伊娃。

她是个矮小的罗马尼亚移民，长得很普通，一头棕色的鬈发，有着超人的精力。

她身上像光一样的热情温暖了这个本来显得抑郁的家。

当她新嫁的丈夫沉默不语时，她会滔滔不绝，晚上她给孩子们唱歌。

她柔和的声音、传授的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抚平了莫里受伤的心灵。

他弟弟戴着护套从诊所回来后，他俩同睡在厨房的一张折叠床上，伊娃会来吻他们道晚安。

莫里每天像小狗等奶吃那样翘首等待着她的吻，他内心深处感到又有了母亲。

然而，他们仍没有逃离贫穷。

他们现在住到了布朗克斯区，那是特里蒙德街上一幢红砖楼房里的一套单间，紧靠着一个意大利露天啤酒店，夏天的晚上那儿常有老人玩室外地滚球。

由于经济的萧条，莫里的父亲在皮毛业更难找到工作。

有时，当一家人坐在餐桌前时，伊娃拿来的仅仅是面包。

“还有什么？”

大卫会问。

“什么也没有了，”

她说。

她在替莫里兄弟俩盖被子时，会用意第绪语唱歌给他们听，尽管都是悲伤的歌。

其中有一首唱的是一个卖香烟的女孩：

请买我的烟。

干燥的烟没有被雨淋，

谁能同情我，谁能可怜我。

即使处在这样的境遇，莫里还是学会了去爱，去关心，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