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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在人工的土丘上放了五个风磨，我站在家里的敞棚下就能看见它们——其中也有我最喜欢的那个掉了叶片的风磨——还在风磨和粉刷成锈红色与白色的房屋周围，放了一条大坝，就像一条保护它们而弯曲着的胳膊一样。

在西边我还放了一座红顶灯塔，让北海冲打着防浪堤——那里，正是画家从自己的小屋中观察着北海的浪涛翻滚而来，拍打堤岸，泛起泡沫，涤荡一切的地方——现在，我只需要沿着羊肠般的砖石小路走去，鲁格布尔便呈现在我眼前，这就是说，首先让“鲁格布尔警察哨”

的牌子出现在我眼前。

我常常站在这块牌子下面，等着我的父亲，有时也等着我的外祖父，很少在那里等我的姐姐希尔克。

第三章　海鸥（3）

一切都老老实实地听我支配，平原，耀眼的阳光，砖石小路，泥煤塘，钉在一根褪色木桩上的牌子；一切都宁静地从海底的昏暗处漂浮上来，各种脸庞，弯腰的树，狂风停歇后的下午；一切都回到了我的记忆之中，我又赤着脚站在牌子下望着画家，或者说望着画家的大衣歪斜地在大坝上飘舞，费劲地向半岛走去。

这是我们北方的春天，空气带有咸味，风也特别寒冷。

我又藏在一辆破旧的、没有轮子的、两根辕朝天的架子车上，等着我的姐姐希尔克和她的未婚夫，他们一会儿就要到半岛去捡海鸥蛋。

我向他们苦苦哀求，要他们带我到半岛去，但是希尔克不肯。

什么都得希尔克说了算。

她说：这不是你干的事。

于是我蹲在架子车破旧的车板上等着他们出发，然后偷偷地跟在后面，尽可能不被他们发现。

父亲坐在家里那间从不允许我进去的窄小的办公室里，正用他那种圆形字体写报告。

这时，母亲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在那年糟糕的春天里，她常常如此。

也就是在那年春天，希尔克头一回把自己的未婚夫带到家里来；他叫阿达尔贝特？斯科沃罗纳克，她管他叫“阿迪”

。

我听见他们走出家门，从车子的板缝中看见他们走过我身边上了小路。

希尔克以她那副惯于发号施令和永远有理的样子走在前面，而他呢，总是拖着僵硬的步子靠后一步。

当这两人在嚓嚓作响的雨衣声中向砖石小路走去，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大坝前进时，没有手指钩着手指，谁的胳膊也没有搂住对方的腰，谁也没有用捏对方的手来打暗号进行交谈。

他们就这么走着，似乎知道有人盯着他们而顾虑重重，两人的许多动作都一模一样，竭力装出一副专门去捡海鸥蛋的样子。

他们的脊背不自在地直挺着，脚步沉重，仿佛穿了铅制的鞋一样，两人避免任何接触，其原因都是由于家里卧室的窗帘在轻轻地飘动，忽而被掀起，忽而落下来，忽而又被急促地拉开了。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就站在那儿。

我也知道，她在向下边看，满脸不高兴地在那儿生气，高傲地撅着嘴，那张微红的脸板着，一动也不动。

吉卜赛人，她只轻轻地、神色仓皇地对父亲说过，那是在她听说阿迪？斯科沃罗纳克是个音乐师，手风琴手，也在希尔克当招待员的汉堡太平洋饭店工作之后。

自从她说过他是吉卜赛人以后，古德隆？耶普森，我的母亲，我生命的支柱，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了。

我一声不响地趴在架子车上，太阳穴紧贴车板，一个膝盖弯曲着，看着窗帘，又倾听着向大坝、向海滨远去的声音。

我等到卧室窗后再也没有动静，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时，便爬起来，跳下车，一溜烟跑到路边的水沟里，斜着身子在沟沿的树丛中追踪他们。

希尔克提着篮子。

现在她微微弯着身子，似乎在准备起跳，准备一下跳出我们家的圈子。

她那双用白粉刷过的鞋，在红砖路上闪闪发光。

在家常常披着的长发，现在塞进了大衣的领子里，由于没塞下去，也没有塞紧，长发又一大绺一大绺地滑了出来，因此，从后面看，她好像没有脖子，脑袋就像一个压扁了的球一样。

她长了一双八字脚，两条腿靠得很近，硬邦邦的小腿肚太往里歪，常常使她走路失去重心，有时小腿肚还互相摩擦，碰来碰去，但是希尔克感觉不到，她也从来没有感觉到过，或许因为她走起路来就像在日常生活中或在执行什么计划时一样不顾一切，全凭一股盲目的劲头。

真像个蚂蚁，我想说，像个红蚂蚁。

她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过，不想使自己更有把握一点，简直无所顾忌。

而阿迪，这个手风琴手，却越走越快，有时还回过头来仔细瞧瞧，走起路来有点犹豫，有点下不了决心的样子，而我必须得估计到，或者被他发现，或者他突然想干一些比捡海鸥蛋更来劲的事情。

他双手揣在大衣袋里，还抽着烟，因为他冻得慌，大风把小块抖动的浮云吹过他的肩头。

有时他跳几下，或者转过身来一边背着风走几步，一边使劲地把身子缩进雨衣里，于是我能看见他那张苍白的、极为粗糙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