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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冯芝生友兰先生（第2页）

时过境迁，我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年高中国文教员，到欧洲去漂泊了将近十一年。

抗日战争后，回到了祖国。

由于陈寅恪先生的介绍，到北大来工作。

这时芝生先生从大后方复员回到北平，仍然在清华任教。

我们没有接触的机会，只是偶尔从别人口中得知芝生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情况，也有过一些议论。

这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

至于真相究竟如何，谁也不去探究了。

不久就迎来了解放。

据我的推测，芝生先生本来有资格到台湾去的。

然而他留下没走，同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既感到光明，又感到幸福的时刻。

至于他是怎样想的，我完全不知道。

不管怎样，他的朋友和弟子们从此对他有了新的认识，这却是事实。

他曾给毛泽东同志写过一封信，毛回复了一封比较长的信。

十年浩劫期间，我听他亲口读过。

他当时是异常激动的。

此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表了。

不久，我国政府组成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应邀赴印度和缅甸访问。

这是新中国开国后第一个比较大型的出访代表团，团员中颇有一些声誉卓著、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

丁西林任团长，郑振铎、陈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骏祥、周小燕等等，以及芝生先生都是团员，我也滥竽其中。

秘书长是刘白羽。

因为这个团很重要，周总理亲自关心组团的工作，亲自审查出国展览的图片。

记得是1951年整个夏天，我们都在做准备工作，最费事的是画片展览。

我们到处拍摄、搜集能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图片，最后汇总在故宫里面的一个大殿里，满满的一屋子，请周总理最后批准。

我们忙忙碌碌，过了一个异常紧张但又兴奋愉快的夏天。

那一年国庆节前，我们到了广州，参加了观礼活动。

我们在广州又住了一段时间，将讲稿或其他文件译为英文，做好最后的准备工作。

此时，广州解放时间不长，国民党的飞机有时还来骚扰，特务活动也时有所闻。

我们出门，都有便衣怀藏手枪的保安人员跟随，暗中加以保护。

我们一切都准备好后，便乘车赴香港，换乘轮船，驶往缅甸，开始了对天竺和缅甸的、长达几个月的长征……

从此以后，我们全团十几个人就马不停蹄，跋山涉水，几乎是一天换一个新地方，宛如走马灯一般，脑海里天天有新印象，眼前时时有新光景，乘船、乘汽车、乘火车、乘飞机，几乎看尽了春、夏、秋、冬四季风光，享尽了印缅人民无法形容的热情的款待。

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

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的奇景。

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

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留连瞻谒，我从印度空军飞机驾驶员手中接过几片菩提树叶，而芝生先生则用口袋装了一点金刚座上的黄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