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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即《反对复辟宣言书》，其最可注意之处即在措辞之间，对张勋和溥仪就是有区分的，说到清室总是笔下留情。

如谈及辛亥逊位，则说“前清明察世界大势，推诚逊让，民怀旧德，优待条件，勒为成宪，使永避政治上之怨府，而长保名义上之尊荣，宗庙享之，子孙保之。

历观有史以来二十余姓帝王之结局，其安善未有能逮前清者也”

。

又谈及张勋复辟，则说“今兹之举，出于逼胁，天下共闻。

历考史乘，自古安有不亡之朝代？前清得以优待终古，既为旷古所无，岂可更置诸岩墙，使其为再度之倾覆，以至于尽”

。

谈及起兵讨逆，则说自己“亦曾受恩于前朝，更不忍听前朝为匪人所利用，以陷于自灭，情义所在，守死不渝”

。

这篇檄文用段的名义，却出自梁启超的手笔，他在运笔之际，恐也不能把光绪皇帝的恩谊忘得一干二净。

11月7日下午7时，冯玉祥给段祺瑞回电，声称逼宫之举“原非本意，系本国民之意而行”

，既承蒙段祺瑞连日电嘱，“当力为保护”

。

段祺瑞接到此电，即于当日夜又给冯玉祥发了一份有线电稿，大意谓，“既非阁下主动，请严饬属下，所有宫中一草一木，不准擅动，静待从长妥商”

，云云。

段祺瑞对冯玉祥“逼宫”

的这一态度很快就被清室内务府所知，他们遂把希望寄托在了段的身上，有人建议召开溥仪身边的人和亲贵们开会，这一建议已成文，迄今存于档案。

文云：“众望段、张不日来京，如何派员与之商，应速筹议。

拟请召集左右及亲贵，先开会议。

究派何人往商？如何措辞？究承认修正条件否？如果承认，所谓自由者如何恢复？所谓岁费者如何保证？所谓公私财产者如何分别？如不承认，是否仍照旧订条件？抑即自请废除优待？推而至于果欲创办慈善、教育、文化等事业，如何请之协助？果欲设立私产保管会，如何请之赞成？至此后之居处出入及将来之预备游学，均应逐事详议办法。

俟段、张到，即可提出，以候公决。

万不可各主一说，各不相谋，使无所适从，盖必上下一心，凡事预定，庶对内对外皆有把握，不致一误再误，俯仰由人也。”

11月22日，段祺瑞离津入京，两天后在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

据庄士敦说，段祺瑞曾劝说郑孝胥进入新内阁，担任内务总长，甚至连清室方面的人也希望郑孝胥入阁，以便保护“皇帝”

的利益，但郑孝胥坚守“一臣不事二主”

的原则，婉拒了段祺瑞的美意。

段祺瑞就任执政后，立即撤销了设置在醇亲王府内外的对溥仪的种种限制措施，并允许庄士敦看望溥仪。

尽管如此，段祺瑞对溥仪却没有更进一步的“宽容”

，比如，清室内务府于1924年11月给段祺瑞的执政府写信，要求恢复“岁费”

和“尊号”

，他未予理睬。

1925年1月又有“东三省公民世荣等五十三人”

，致电段祺瑞“吁恳执政迅发明令，恢复原有优待皇室条件，以昭大信而服中外之人心”

，他仍是不予理睬，由此可见他的宽容实在是有限的。

对冯玉祥将军派部将鹿钟麟持《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入宫，迫令溥仪签字，并当即驱逐溥仪出宫去这件事上，当时知识界的学者名流大多持肯定态度。